李柱銘出名挾洋自重,有事無事跑到西方與反華者商量如何對付回歸後的香港政府。他抗拒回歸,對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城市感到無奈和痛苦。他通過記者問香港人,”香港如果變一個中國城市,係咪想你仔女或孫咁城市下長大而活下去?"他身為香港大律師,問這樣的問題,令人感到他語無倫次,思維大亂。香港現在不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嗎?在他的心中,中國收回香港,洗擦百年恥辱是他的最大痛苦。他以這種心態在香港生活,難怪他要煽動香港人起來反國家。
其次,他反共,無視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憲法賦予共產黨管治國家的權力。中國的政體是人民民主,多黨合作制,是世界幾十種政體中的一種,也是為13.4億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的政體。中國收回香港,他認為是”黨人治港”,他在這方面可說是對的,可他說”依家呢個共產黨真接手了,香港人不應坐而待斃。”他認為香港人己成奴隸,反問記者,”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應怎麼辦?”可是,共產黨叫香港人要學會做主人,還給香港人送大禮,奴隸是這樣做的嗎?
他疑神疑鬼的說,政府各部門的職位充斥著地下黨員。他把有民族尊嚴的官員全部看成是地下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其實都在地上,香港很多機構都有共產黨員,也有香港各種黨派人士。政黨有什麼可怕,只要能為香港做事,什麼黨員都沒有問題。只有心懷不詭,想偷想搶的人,才怕這個黨,那個黨。中國共產黨什麼時候怕過香港的”公民黨”或”民主黨”?他們不但不怕,還盡量想辦法團結他們一起為香港發展出力。只是民主黨中有李柱銘這種缺了包容精神的人,有什麼辦法?
梁振英上場當特首,人家希望香港能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說人家是”共產黨一隻卒仔、傀儡”。李柱銘自高身價,他說,”依家我同共產黨交手”他陷深深的痛苦之中,感嘆道,”香港走了頭15年,兩制己逐漸失守,”港人治港”己變成”黨人治港”。他號召香港人若不願做”奴隸”,就要上街發聲。結果有些人給鼓動起來,上街遊行。但我們發現,不論上街前還是上街後,香港人還是一樣,之前不是奴隸,之後也不是奴隸,只覺李柱銘在糊弄老百姓,或受他思覺失調影響。
李柱銘精神恍怫,害怕梁振英要在三年後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他怕23條立法後,自己就成一個叛國者;他怕梁振英要實行國民教育,說他”行洗腦教育”,讓他欺騙學生的詭計再也不能得逞。他還說當年鄧小平說過,”一國兩制若五十年不夠,再多俾五十年”。可是香港只回歸十五年,中國內地己追上香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感到非常失落,非常無奈。他說鄧小平原來想”讓香港做火車頭,帶住中國上”,現在卻給”落”,他一點都不知不進則退的道理,賴人家拉你下來。
正好相反,國家希望香港能有所作為,能更好地發展,對中華民族在世界崛起做出貢獻,他就偏偏還在思覺失調,要把香港某些不明真相的年青人也蒙在鼓裡,讓他們也思覺失調。李柱銘這一班人己無可救藥,病入膏盲,反國家和反共產黨反到失去理性。按他們這種思維,他們就希望香港能培養出聯合外國勢力,反對國家另起爐灶的一代,也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反華和反共的基地。他口說只是希望香港人都走出來反對,向中國說不,其實他就是不甘心香港給國家收回。
他要民主是假,要反華反共才是他內心深處的渴求。這種心態對香港一點都沒有用,對教育年青一代更是一種可怕的自我毀滅。一個人沒有了民族自尊和自信,香港還能指望什麼?如果我們把年青一代交給李柱銘去洗腦,香港年青一代不變成民族白癡才是怪事。李還是中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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