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經濟社會有了過去30年的經驗，社會的文化價值開始起了變遷。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年代，意識形態單一，強調集體主義，表現為理想主義和精神至上主義，使價值觀變得抽象、虛幻。這種單一的文化價值，對於客觀上多層次的現實世界中的人，在認識上產生了不對稱，造成了一種忽視個人利益和個人權利的偏差。理想是一種立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響往，是對未來目標的信念。革命年代需要它，以實現理想，建設年代則應適當變遷，以鼓勵個人積極向上。
馬克思說，"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人們的利益有關"，這句話應驗了改革開放後，人們對物質追求的普遍社會現象。鄧小平說，只講精神鼓勵，不講物質利益，必然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中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確立，物質利益成了人們追逐的重要對象。人們開始告別神聖、清高，逐步世俗化，使神聖的範圍縮小，抹上了重重的利益色彩。追求正當的利益，本質上與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目標是相一致的，但如何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須獲得解決。
在人們思想觀念、道德意識和價值取向越來越多樣化的同時，也越來越呈現多層次性。因此思想道德建設要從實際出發，既要先進性也要與廣泛性結合，既鼓勵先進，又要照顧多數。但在照顧人的思想道德的多層次性時，也不要降低或否定先進性對社會的價值。十八大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在社會文化價值的變遷中，針對人們思想道德上的層次性，既堅持先進又要符合實際，以具可行性的道德引領全社會成員道德的提升和進步。中國己進入重新思考和定位的時刻。
中國能有今天的進步，主要還是靠著千千萬萬仁人志士的努力，但社會當中有些人為了利益不惜弄虛作侵，在學術上、在營商上、在產品開發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都出現了有違道德準則的行為。這些人變得唯利是圖，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像香港議會為了反政府，可以拉布拖後腿，讓政府變得沒有效率，讓市民的利益受到損害。這些人以虛假的籍口，欺騙民眾，以達他們反政府的目的。這種製造偏見和挑撥分化社會的行為，正出於小團體利益的考量。
香港出現這種現象有其複雜的社會原因，主要還在於西方勢力的滲透和一部份反共勢力不甘於失敗的命運。兩股力量的結合，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反作用力。在中國和香港文化價值變遷的時期，人們重個人利益多於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時代出現，自有其社會基礎。十八大正是要給社會指出一條克服這種偏差的道路，在照顧個人利益的同時，也要有較高的思想道德品質，以更健康的思維來為國家和民族的崛起而思考。撥亂反正，再調整，再微調是生活的永恆。
在人權、民由、自由的價值觀下，人必須學會少數服從多數，個人自由不能去妨礙他人自由，人人要互相尊重。不尊重他人，有你說沒有人家說話的地方，就不會有人權。惡言相向不是民主，也不是尊重他人的方法。大家都惡言相向，都不願妥協，這樣的城市和國家不會有和平和對人權的尊重。你要我死，我要你亡，民主不會到來，人會活得很累，不會感到自由。人都在互鬥還談什麼人權。所以香港內鬥式的政治，是錯誤的思維，是中國己經唾棄了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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