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改革中過左或過右都是使改革出現挫折的原因。香港在爭取更民主的政治改革中走入死胡同,也因有一批人”左”得不得了,以破壞社會秩序和恐嚇中央為路線,結果導致普選流產。中國在解放戰爭中,也發生過一些右和”左”的傾向。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又經過全國土地會議,右的傾向基本上得到了糾正,可是”左”的觀點和做法有了發展,脫離了中央的精神。有人說”貧雇農打江坐江山”,”民主政府只是農民的政府”等。侵犯了中農和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工商業的利益,混淆了敵友之分,不區別大中小地主。
對於打擊開明紳士,不按平分原則給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資料,亂打亂殺的行為,給實際工作造成了重大損失。中共中央在12月會議上即予以糾正。在半年多時間內,發佈了一系到文件,大力糾正”左”的錯誤。毛澤東和中央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能粗心大意”。”而如果真正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我們就將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會左右搖擺”,”貽誤我們的工作”。在土地會議上的缺點就是沒有預見到”左”的傾向,未能制定出統一的科學標準。
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報告中,著重指出,”過去是以剝削、歷史、生活及政治態度等這樣許多項目來作為定成份的標準的。除剝削一項以外,拿其他幾項作為定階級的標準都是錯誤的”。”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於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階級”。”對生產資料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剝削關係,就是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這樣大家就澄清了劃分中的混亂現象,分清敵我,為順利推進土地改革,團結人民,起了重大作用。
毛澤東和中央還制定了領導階級和同盟者的政策,率領同盟者對敵鬥爭,對被領導的階級和同盟者以物質福利,至少不去損害其利益,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中共中央規定,”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對中農、中小工商業者、知識份子,避免採取激進行動,對開明紳士,只要贊成反蔣,贊成民主,不反共和反土改,就加以團結,從而鞏固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孤立了敵人,為奪取全國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香港有一批人在香港回歸後,代表西方利益,作過”左”的爭奪政權行為,最後必遭全社會反對,陷入全港市民的包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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