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主將魯迅

魯迅是近代人所皆知的文學家，他的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同胞。他於1881年生於浙江，1902年考取官費留日，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兩年後，入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在一次觀看日俄戰爭紀錄片中看到”體格強壯，神情麻木”的中國人，淡然圍看被當作俄國間諜的同胞被處死而無動於衷，受到很大震動。為了改變中華民族悲劇的命運，決心棄醫從文，喚醒人心。1909年，魯迅結束七年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他曾為辛亥革命興奮過，但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局面，他開始了喚醒人心的創作生涯。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的”狂人日記”，向沉滯落後的社會發出嚴厲的質問，引起了當時社會的共鳴。他的作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引起知識界的沉思。一個不思長進的社會如何能在激烈競爭的大潮中立身處世？面對香港目前不思長進，立法會拉布，社會有人到處搗亂，無人敢動的沉寂狀況，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香港人心是否真的已死？是否對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冷寞到不敢過問？我們應好好思考。魯迅將自己的人生體驗與對國家民族的思考，試圖喚醒麻木的國人，其用意對現今都有現實意義。

 

魯迅說，”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香港社會居然出現了不愛國是英雄的現象，分裂國家是學術自由的言論，擾亂香港繁榮穩定的生活是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使人對這種巔倒是非黑白的現象感到心痛。政府出資的電台抹黑政府，讓政府政策不能正確傳遞給民眾，就是敢於對抗強權；不遵守法律，挑戰憲法就是向強權說不；支持中央依法治港就是向強權獻媚。如此荒謬的言論在香港大行其道，人心的麻木到了何其令人擔心的地步。醫治惡疾，此其時矣。

 

魯迅將社會頑疾剖開給人看，看似殘忍，但病症看清了，就獲得救治，社會的危疾就能逐步痊愈。魯迅的雜文”是匕首，是投槍”，毫不妥協，直指社會的弊端與社會軟肋。他的15部雜文集，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入手，幽默、辛辣、激昂，令人讀後有醍醐灌頂之感，清醒了不少。毛澤東曾評價魯迅是文化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媚骨…他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在大發展之中，民族在復興，香港需要更多魯迅式的文人為中國在世界崛起鳴鑼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