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港大學生會信

港大學生會發動包圍校委會，沒能讓陳文敏上台做副校長，而預定的所有目標都失敗了，給同學寫了一篇訴說失敗的信件。我們作為局外人，看了以後，不但覺得他們這次行動失敗了，而是他們如不懂得吸取生活教訓，還按盲動的生活態度經營人生，他們也注定一生失敗。他們失敗主因還是跟從了不良的朋友，聽信了不懷好意的人給他們指的方向。看看他們包圍校委會時，站在背後的人就是余若薇和梁家傑，人們就知道他們被利用來做奪權的工具。他們說他們要撼動強權，要向制度說不，不讓校委會”等埋首席副校長”，要校委會主席落台。我不知這班人的權力來自何方？他們到港大是做什麼的？

 

作為熟悉大學生活的人，大家都知道港大學生會有一班人號召同學包圍校委會，但看到包圍當天到場的也只有一百個左右激進的，與反對派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學生站在梁家傑和余若薇前面。廣大的港大學生根本不支持所謂的包圍行動，甚至還有不少同學反對這種衝擊的行為。背離廣大學生意願的行為注定要失敗，脫離了現實的虛幻訴求不會獲得社會的認可。學生到學校的目的為求學，不是搞奪權，代校委會管校政。校委會中有學生代表參與工作，應好好學習，而不是一步登天，奪權做太上皇的狂妄行徑。

 

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必須有制度，制度的改變也必須按程序改，不能以威嚇和脅迫的手段改變。如果用包圍或脅迫的手段能夠改變，豈不是只要有強權就可以弱肉強食。這種社會那裡還會有安寧。政府的一切機器都為了社會能有序運行，不容許任何人或任何團體通過威脅手段、衝擊或挑戰法律的既定程序。以這種不法手段企圖奪權和越權的行為是文明社會所不能容許的，也是一種非份之想，為社會所唾棄。對於違法份子，有關部門必須管，否則無法無天的世界就會出現。學生犯法與天子同罪，煽動者必須嚴懲。

 

每個犯法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有些人還會裝崇高，扮英雄，把自己說到天上有地下無。這種人更加可惡，犯了法，害了人還理由一大堆，如對這種人不嚴辦，社會必後患無窮。狡辯若能大行其道，執法者對此不作為，社會離禮崩樂壞的地步還會遠嗎？港大學生會中這班反對派的打手，被利用來奪權，扮”英雄”，破壞大學運作的規矩，搶奪校委會的任命權，還要指定由陳文敏做副校長，大學有那條校規容許他們這樣做。這種破壞校規的做法就是壞學生的行為，沒有正當性，不把他們開除出校，學校還如何管治？

中國舞蹈藝術家戴愛蓮

英國皇家舞蹈學院接待廳陳列著四位世界傑出女性舞蹈家的肖像，其中一個便是戴愛蓮。她把整個生命都融入舞蹈之中，作品蘊含著濃沃的中華民族的靈魂。戴愛蓮祖籍廣東新會，1916年生於西印度群島。1934年14歲時跟隨母親和姐姐遠赴英倫，先後師從舞蹈名師安東‧道木、魯道夫‧拉班等，後來又拜現代舞蹈大師瑪麗‧魏格曼門下。在飽嘗西方社會的冷暖和戰爭的磨難，她回歸祖國的意念日漸強烈。英德宣戰後，戴愛蓮回到了祖國。1939年她取道香港回國，遇到了她仰慕的宋慶齡，參加了抗日募捐義演。

 

她去了香港、重慶、桂林等地演出，以自己的肢體語言表達為國家民族的命運大聲疾呼，喚醒抗擊日本侵略者。在風雨飄搖的時代，戴愛蓮創作《哭泣的垂柳》、《警醒》、《賣》、《進行曲》、《游擊隊的故事》、《空襲》、《思鄉曲》等富有救亡激情的舞蹈，振奮人心，鼓舞了民眾抗擊日寇的精神。在參加抗日救國運動之時，她也深入民間，到彝族、瑤族、苗族、維吾爾族、藏族等少數民族地方採風，學習，把原生態舞蹈記錄下來，以傳衍到民間的舞蹈創作中去。1946年她創作了引人入勝的”邊疆音樂舞蹈大會”。

 

戴愛蓮創作的彝族舞蹈、藏族舞蹈《巴安弦子》、苗族舞蹈《苗家月》、維吾爾族舞蹈《青年舞曲》等，融入昆曲身段和民族舞步，讓國人看到了中華民族民間舞蹈的精華之處，很快讓健康進步的現代藝術在上海大中學生中傳揚開來。戴愛蓮以輕快舞步團結了不少學生，以積極的精神鼓舞學生參加到“反饑餓、反內戰、要民主、要和平”的運動中去。新中國成立之初，一家專業的舞蹈團體都沒有，中國的舞蹈事業急需培養人才，戴愛蓮當仁不讓，在中央戲劇舞蹈團建立了第一個中央歌舞團，並成立了中央芭蕾舞團。

 

1954年戴愛蓮出任新中國第一個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校校長，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舞蹈家。她在培養舞蹈藝術家之餘也不忘創作，搜集、整理流傳於隴東、陝北民間的女子群舞《荷花燈》，以鮮明、流暢的動作，把”出於污泥而不染”的情景表現得淋灕盡致，以蓮之繁盛祈願國之富強昌盛。她的作品在柏林世界青年聯歡節獲獎。1955年她的作品《飛天》在華沙參賽也獲獎，被公認為”20世紀的經典”。戴愛蓮經常對學生說，”要愛國，要愛我們民族的文化”。戴愛蓮給人們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演活了她精彩的人生。

一小撮大學生被反對派利用來奪權

反對派要推陳文敏擔任香港大學副校長，可是他們沒有合法性、沒有權、沒有任何能夠拿得出手的理由，把學術拉低的法律學院院長提升為副校長，就鼓動一些沒有教養，不知羞恥的年青人威逼校委會就範。他們包圍校委會，煽動學生衝入校委會會議室，拍台拍凳，叫囂恐嚇。如此暴戾的行為，那有大學生的形象。社會未來要是交給這種人去管治，市民那裡還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和規矩。這一小撮人破壞了香港大學生的形象，讓人以為香港大學生都是這個樣，讓所有大學生蒙羞。其實大學裡就這麼一些蠢人被利用。

 

社會上以為香港的大學生都這樣，其實我們熟悉大學生活的人都知道大學裡被反對派利用來奪權的傻仔只是少數，大多數都比較理性，不受煽動者利用，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生反對這種極端的行為。這批還在讀書的小子，書還未讀好，就想奪校委會的權，以為自己是太上皇，可以操控校委會的決定。這種無法無天，目無尊長的行為，實在有損大學生的形象。他們揚言包圍校委會和號召人做這種蠢事，以為全校學生都會跟著他們瞎起哄，那知搞來搞去就反對派通過陳文敏和戴耀廷在學校內培養的這一堆垃圾。

 

陳文敏想做副校長，無非是反對派想在大學搶奪資源，培養更多傻仔為他們服務。陳文敏學術能力低下，除了叫人違法佔中，在學術上沒有寸進，講來講去都是人家講過的話。這種人讓他留在學校都屬為害學校聲譽，阻礙學生接受教育的目的。他教人破壞社會安寧，支持違法佔中，給佔中始作俑者提供避風港，實在浪費香港資源，侵犯市民的利益。反對派為了自私的利益要推陳文敏做副校長，社會人士要是對其屈服，香港大學將淪為反對派搞港獨，毒害年青人的大本營。擾亂香港和分裂祖國都是香港的毒藥。

 

圍堵校委會，弄傷上了年紀的長者，非同小可。這種暴戾行為必須受到社會的譴責。利用年青人去做奪權的事，行為可鄙，心腸惡毒，在社會正氣的彰顯下，顯得更為卑劣。年青人有求學的權利，也有履行做個好學生的義務。行政長官在努力地為香港做事，你聽了反對派的唆擺，說人家無能不做事，你不認真看看人家在為下一代建屋，為長者安排生果金，敬老愛幼，你們還是能分是非黑白的大學生嗎？看看你們的同伴，除了你們這班人外，還有那一個像你們這麼蠢被人利用去奪權？是時候清醒了。孩子，別瞎搞！

兩岸新解

大陸、港澳、台灣，在港澳還是殖民地時，我們都稱之謂”兩岸三地”，現在香港和澳門都分別回歸祖國，統一在一國之內，現在還剩下台灣還沒有統一回來，因此我們談台灣問題，就是談兩岸統一的問題。兩岸的其中一岸是台灣，另一岸就是大陸，香港和澳門都連著大陸，因此香港和澳門人也都是大陸人。香港有一班人不想承認事實，也不想做大陸人，其實是自欺欺人的行為。如果他們真的不想做大陸人，就可以去另一岸，做台灣同胞好了。香港人就是大陸人，不論你承不承認，事實上你就是大陸人。

 

當台灣同胞問我，”你從那裡來？”我會毫不遲疑地說，”我從大陸來。當他問，”大陸那個地方？”我才會說，”香港。”當然你也可以說從香港來，但他們也心中明白就是從大陸來。大陸兩個字對有些人來說很刺耳，心中不情願，這是他們心裡魔鬼在作怪。他們不願做大陸的一份子，恨不得把香港搬到英國和美國去。當然，他們要能把香港搬到英國，他們就不是大陸人，他們只是島國人，要搬到美國，他們還是美洲大陸人。當然，他們也可搬到美國的夏威夷成為島民，但是他們有這個本事嗎？沒本事就要本份點。

 

英國肯定是島國，英國人是島民，法國、德國、義大利、俄國，甚至小小的摩納哥或梵蒂崗都在歐州大陸，他們也都是歐洲大陸人。這是現實，不到你不承認。不能面對事實的人，大多都是自卑、自我形象不彰的人，對自己沒有信心，心理有很大的障礙。對於這種人，我們只能給他們一定的關懷，讓他們自我形象慢慢改變，讓他們知道大陸是香港血脈相連的根。一個人沒有了祖國，等於是奴才和狗，人家只能把他當狗耍。不論你在台灣島還是大陸這一邊，只有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你才是一個堂堂正正有價值的人。

 

中國打了太多的仗，只有這六十多年是中國最和平的時期。五千年歷史，戰爭的紀錄有六千多場，死人無數，中國人還像香港這一批人要挑起分裂祖國的行為，必定又會挑起內戰，無辜的年青人又會給野心家利用來做搶奪政權的工具。和平發展才是中華民族之福，兩岸的和平發展是兩岸人民的共同心聲，任何分裂祖國的行為都是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誰破壞兩岸的和平，誰就是民族罪人。誰破壞和平，誰就必將遭到人民的反對。分裂祖國的任何主張，不會獲得兩岸同胞任何一岸的原諒，必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新文化主將魯迅

魯迅是近代人所皆知的文學家，他的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同胞。他於1881年生於浙江，1902年考取官費留日，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兩年後，入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在一次觀看日俄戰爭紀錄片中看到”體格強壯，神情麻木”的中國人，淡然圍看被當作俄國間諜的同胞被處死而無動於衷，受到很大震動。為了改變中華民族悲劇的命運，決心棄醫從文，喚醒人心。1909年，魯迅結束七年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他曾為辛亥革命興奮過，但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局面，他開始了喚醒人心的創作生涯。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的”狂人日記”，向沉滯落後的社會發出嚴厲的質問，引起了當時社會的共鳴。他的作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引起知識界的沉思。一個不思長進的社會如何能在激烈競爭的大潮中立身處世？面對香港目前不思長進，立法會拉布，社會有人到處搗亂，無人敢動的沉寂狀況，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香港人心是否真的已死？是否對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冷寞到不敢過問？我們應好好思考。魯迅將自己的人生體驗與對國家民族的思考，試圖喚醒麻木的國人，其用意對現今都有現實意義。

 

魯迅說，”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香港社會居然出現了不愛國是英雄的現象，分裂國家是學術自由的言論，擾亂香港繁榮穩定的生活是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使人對這種巔倒是非黑白的現象感到心痛。政府出資的電台抹黑政府，讓政府政策不能正確傳遞給民眾，就是敢於對抗強權；不遵守法律，挑戰憲法就是向強權說不；支持中央依法治港就是向強權獻媚。如此荒謬的言論在香港大行其道，人心的麻木到了何其令人擔心的地步。醫治惡疾，此其時矣。

 

魯迅將社會頑疾剖開給人看，看似殘忍，但病症看清了，就獲得救治，社會的危疾就能逐步痊愈。魯迅的雜文”是匕首，是投槍”，毫不妥協，直指社會的弊端與社會軟肋。他的15部雜文集，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入手，幽默、辛辣、激昂，令人讀後有醍醐灌頂之感，清醒了不少。毛澤東曾評價魯迅是文化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媚骨…他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在大發展之中，民族在復興，香港需要更多魯迅式的文人為中國在世界崛起鳴鑼開道。

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

王大珩江蘇吳縣人，1915年生於日本東京，父親為留日天文學家，辛亥革命後回國。1936年，他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後赴英國倫敦帝國理工攻讀應用光學，於1946年獲碩士學位，一年後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獲博士學位，並入伯明翰昌斯公司從事光學玻璃研究工作。他掌握了光學玻璃不同退火條件對折射率、內應力、光學均勻性等折射率微差干涉測量法，並發展了V梭鏡精密折射率測定技術，成為該領域的知名專家。他於1948年回國，在大連理工學院任物理系主任，1951年為中國科學院籌建儀器研製館。

 

王大珩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戰略家，他不但是中國光學事業的先行者，發展了中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測裝備，還為中國主持了第一個遙感科學規劃，及成為”863計劃”、中國工程院成立的倡議者之一，為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指出了方向。1958年，王大珩帶領長春光機所研製了高精光學儀器：一秒精度大地測量經緯儀、一微米精度萬能工具顯微鏡、紅外夜視儀、地形測量多臂航攝投影儀等，使長春光機所聞名全國科技界。他還為國防核爆與靶場光測設備、空間偵察攝影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1年，他研製成功中國第一台激光器，與世界激光技術問世只隔一年。在原子彈、導彈研發過程中，他攻克了在靶場上建立大型光學彈道測量系統難題。他的科研成果用於測量中程地地導彈參數，用於原子彈火球發光動態觀測，用於回收對地觀測衛星，出色地完成火箭載人段的跟蹤測量任務，為國防和民生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帶領長春光機所同事獨立解決當今世界遠洋航天測量的平穩跟蹤、定位、標定、校正的抗干擾等技術難題，取得累累碩果。他的科學預見性和戰略眼光，對中國21紀科技發展還在產生作用。

 

王大珩對中國的科技發展關注從光學拓展到航空、航天、能源等許多領域，充份反影了老一輩科學家對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視。1995年他與師昌緒等6人向國家提出將航空技術列入重點高科技的建議獲國務院採納，列入”9.5計劃”之中。1986年時，他和王淦昌等人向中央提出發展中國的戰略性高技術建議，獲鄧小平批准，國務院發出了”高技術發展計劃網要”的通知，推動中國科技追上國際水平的熱潮。王大珩作為中國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和戰略家，積極培養人才，為國家出謀獻策，實在是中華民族值得尊敬的行為。

經濟成功與政治成功

打開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頁，總綱中說，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高理想和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社會必須是物質的極大豐富，人的精神和思想必須達到極高的境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物質的極大豐富，沒有人的思想極高的境界，就不會有共產主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應該是中華民族對共產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注解。沒有無數中華民族精英的奉獻，中國沒有可能會達到今天輝煌的成就。

 

我並不認為共產主義遙不可及，在現實的生活中，在小團體內，實現共產主義並不是沒有例子。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中華民族英雄都為著中國物質極大的豐富，人民思想有極高的境界而進行教育事業。無論是教育家或宗教人士，都在為中國人有更高的思想境界而無私地奉獻。要在全國實現物質的極大豐富和人的思想有”我為人人”的奉獻精神，國家必須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創造條件給國民提供一個服務眾人的平台，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的目的。經濟上落後，再好的理想都無法實現，空想和空口講白話都與事無補。

 

有人在香港高喊打倒共產黨，其實就是一班極度仇視中國獲得發展的人，對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對先進文化的發揚、對國家先進生產力的解放漠不關心。他們所關心的就是自己眼下的利益，可以用危害民族振興的手段去達成非份之想。可是這種違反中華民族最終利益的行為和主張得不到世界華人的認同，並讓人們鄙視。中國有壞人，共產黨出現了叛徒，就與教會出了罪人一樣都必然要受到上帝的懲罰。香港出了港奸，華人中出現了漢奸，都必將遭到人民的審判。破壞香港經濟和香港政治穩定，都必將受到譴責。

 

張德江勉勵香港市民把經濟搞上去，因為他是共產黨員知道只有把經濟搞好了，政治主張和訴求就自然水到渠成。經濟不搞好，連飯都吃不飽，屋都住不上，要想生活改善只是”長毛式”的空想而矣。反對派的搞亂檔政治在拖香港後腿，根本不可能讓香港走向成功，只能使下一代走入絕路。為了下一代的前途和幸福著想，香港必須站起來排除干擾，讓香港回歸正途，邁向重新振作之路。中華民族的振興就在每一個中國人的手上，香港的復興和走向輝煌，必須把經濟發展起來，香港就必然可以在競爭中突圍而出。

衛星設計第一人孫家棟

孫家棟是中華民族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中國第一枚導彈總體、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遙感探測衛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技術負責人和總設計師。中國通信衛星、氣象衛星、資源探測衛星、北斗導航衛星等第二代衛星的總工程師。他還是中國探月工程的總工程師和著名的航天技術專家。他是中國人造衛星技術和深空探測技術的開創者之一。孫家棟於1929年生於遼寧，1942年考入哈爾濱第一高等學校土木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失學。1948年日本投降後，他又再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學習俄語。

 

新中國成立後要組建空軍，急需俄語人才，而孫家棟有俄語基礎，品學兼優，就被選進空軍部隊。1951年被派往蘇聯空軍工程學院飛機發動機專業學習。在蘇聯學習的五年間，他所有科目都取得五分的滿分，到畢業時還取得一枚金質獎章。回國後，他進入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導彈總體設計部負責研製國產東風導彈。1967年，錢學森推荐孫家棟領銜研製第一顆人造衛星，1970年他把第一顆衛星送上了天。這項工作絕不簡單，根據對衛星目視亮度的計算，人們在地面上無法看到，他以末級火箭和衛星一起運行來借光。

 

孫家棟集結航天各部門有特長的幹將，組成”18勇士”，歷經千辛萬苦，在當時工業落後，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總裝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顆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衛星研製過程，從元器件、設備、材料到理論和技術難關的攻克，凝聚了集體智慧，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讓中國的科技進入了一個新時代。1975年，他成功發射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1984年發射了第一顆地球靜止軌道試驗通訊衛星。在他的指導下，中國在衛星發射取得了重大工程技術的突破，成為少數幾個擁有相關技術的國家，為國立了大功。

 

孫家棟主持工作一貫縝密佈署，以嚴格把關，果斷決策，解決一系列重大技術工程難題。他擔任”東方紅三號”、”風雲二號”等三個衛星和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一代和二代工程的總設計師。現在他已屆古稀之年，但寶刀未老，帶領年青人開展月球探測工程，提出2020年探月三個階段的實施方案，明確了探月的發展方向、目標和路線圖。五十多年來，他培養和指引了年青一代航天科技人才成長並走向成功。2012年，中國科學院發現了小行星第148081號，國際天文聯合會批准名為”孫家棟星”，為國家閃耀於浩瀚星空。

香港中小企是世界公民

香港是國際城市，香港中小企服務世界各國人民，因此也是世界公民。那怕有些中小企的老闆入了外國籍，但世界公民也有祖國，民族復興始終是華人的共同理想。中華民族振興了，華人也臉上有光。香港的中小企服務的對象不只是中國人，我們服務的是世界70億民眾。香港產品銷往世界各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除了服務同胞，也服務世界各國人民，不論膚色、不講國界，只要人們需要，我們就服務到那裡。香港中小企的從業人員是真正的世界公民，我們關懷中國人民的福祉，也關注著世界各國人民的需要。

 

我們應客觀公正地評估中國的高速發展對世界的意義。中國的發展，有香港中小企的貢獻。我們不會把功勞說成全是香港中小企的，中國的發展有著全世界華人的功勞，也有著國內同胞的刻苦耐勞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精神造就的成功，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貢獻。中國的經濟崛起為世界帶來機會，就如美國在19世紀和日本在20世紀經濟起飛一樣，成為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的驅動力之一。到中國投資和中國發展了到國外投資，既分享了中國的收益，也有利於世界共贏。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小企都有著重要的角色。

 

有人說中國的發展威脅了他們的利益，有失偏頗和不合時宜。我們越來越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助世界各國，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抓住機遇，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在全球範圍內受益。中國崛起優化了世界資源配置，讓各國投資者能夠分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中國公司走向世界，到世界各地投資辦廠，也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此外，境外資源開發、跨國併購、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農業合作對世界作出了大貢獻。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推動全球資源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使人類的文明更上一層樓。

 

香港中小企在世界的大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一帶一路的發展中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共同繁榮。當今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實現共同繁榮和發展的成功之路。加速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已成亞太國家的共識。一帶一路國家認識到，只有把本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融入經濟圈內，才會有更大發展。香港不能錯失這個機會，而一帶一路是多贏的局面，因此不能錯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中國的發展為轉型中的國家提供了新的經驗，為人類發展做出了貢獻。願香港和世界在中國的崛起中共贏，共享繁榮。

中國原子彈和氫彈設計者鄧稼先

中國現代國防科技建設的領導人張愛萍評價鄧稼先，說他”蔑視核訛詐，許身國威壯河山”。鄧稼先是兩彈一星元勛，領銜成功設計了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將中國的國防自衛武器推進到世界先進水平行列。他於1924年生於安徽，中學時代對數學物理非常喜愛，在高他兩屆同學楊振寧的幫助下，學習突飛猛進。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攻入北平，時年13歲的鄧稼先難忍屈辱，當眾撕破日本國旗，立志救國。1941年他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用心苦讀，在師友精心的培育下，各個科目均取得優異的成績。

 

畢業後，鄧稼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當系助教。1947年通過考試，獲得到美國普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1948年秋臨行前有一位好友對他說，”中國快天亮了。”他回答說，”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我學成一定回來。”由於成績優異，他取得了各種獎學金，並全力投入鑽研他喜愛的物理學。他用一年零十一個月時間，完成三年的博士課程，並寫好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1950年8月29日，取得博士學位剛9天的他，啟程回一窮二白的祖國，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獲錢三強欣賞他的才華。

 

1958年8月，中國正式啟動核武器研究。34歲的鄧稼先組成小組，領導一批剛出校門的大學生從零開始進行核武器理論研究。當時國際上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銷，他們選擇自力更生，要在迷宮中找出方向。鄧稼先把理論部份分成三個組，分別攻關。他晚上備課，白天給成員補習專業知識。這批年青人各有特點，有著共同的目標，熱情高漲，討論技術通宵達旦，刻苦研究，在兩年內獲得了理論上的大突破。他們嚴謹的科學態度，為了一個數值，上萬次的推算，光是計算用的紙，裝成麻袋，可堆滿好幾十個倉庫。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按照鄧稼先的設計，在羅布泊炸響。兩年零八個月後中國第一顆氫彈也在同一地點成功試爆。1979年，他為了試驗新型核彈試驗，在尋找彈片散落四處的核心部件時受到致命的傷害，可是他進醫院檢驗後又回到戈壁灘。1984年，鄧稼先指揮他一生最後的一次試驗，為第二代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做出了貢獻。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走完了他62年振興中華之路，讓國威大振，永遠離開了他心愛的家人和祖國。中華民族能傲然立於東方，我們絕不能忘了這一批國家精英所作出的貢獻。

香港內奸黎智英

黎智英在陳日君面前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給主教奉獻救靈贖罪金，到羅馬見教宗，可是教宗並不會給他一張上天堂的門票。作惡多端，不但來世不能得永生，而且現世還會有現眼報。黎智英做了什麼壞事？去年他為了利益出重資給反對派搞香港，以圖造空香港股市，結果受到重創。今年又想唱空中國，造空香港，結果連自己的刊物都不保，累及員工失業。一個香港人如此喪心病狂唱衰中國，唱衰香港，真是人間極品。說到底他是香港內奸，配合國際反華勢力打擊中國復興的勢頭，遏制領導國家崛起的中央。

 

黎智英支持港獨勢力，對應對各種分裂勢力的共產黨恨之入骨。他們吹捧陳水扁、吹捧達賴、吹捧疆獨份子、吹捧法輪功、吹捧民運份子，目的都在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拿取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好處。他和特務、間諜過從甚密，而且還把蘋果日報變成中情局收集情報的一個分支機構。美國中情局通過黎智英這條線給香港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使香港施政不暢，給市民帶來不便。他出錢出力佔中，用79天時間害到香港雞毛鴨血，真是罪大惡極，罄竹難書。他想用79天造空香港，結果股市依然強勁，讓他自討苦吃。

 

黎智英造空不了香港，自然損失很大，連區區一百幾十個跟著他打拼的旗下員工都不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其陰毒的心理。他雖然有財富，但你死你事，造空不了香港，收入減少，報紙少人看人，不裁員難道養著一班廢人做善事嗎？這就是黎智英的人格”魅力”，可怕得很。鬼魅魍魎，就是黎智英靈魂深處的真實寫照。他心中的小九九多得很，要控制香港的反對派供其驅使。他認為有錢能使鬼推磨，給李卓仁、梁家傑、戴耀廷、長毛、毛孟靜等政治黑金，以圖把他們控制在手，為美國主子服務，謀取利益。

 

一個香港人，能夠不講事實在香港造謠，搞挑撥離間，擾亂香港社會和治安，這種人不是內奸，還能封給他什麼銜頭？他是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唯恐香港好起來的人。他的所作所為，搧風點火，阻香港發展的事實都為他記錄在蘋果日報上，他要抵賴也抵賴不掉。他的銷量大幅下跌，不受希望香港和平安寧的市民歡迎，是最理所當然的。當然，他裁掉了一部份人，也留下一部份人搞新媒體，在網上給年青人洗腦，以配合主子的新要求、新策略。愛國同胞必須繼續鋤奸，保護香港安定繁榮，直至滅掉港奸為止。

熊曉鴿將風險投資引入中國

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始終是中國人遵循的生活法則，說明中國人有很強的包容性。中國人對德國人的一絲不苟和精確性非常認同，對日本人的紀律和服從性也能從中學到好處。熊曉鴿也是吸納西方技術風投的第一人，在20多年的風投生涯中，促成了70多家企業成功上市，造就了近400位千萬和億萬富翁。人們熟知的張朝陽、馬化騰、李彥宏等網絡王者，熊曉鴿就是他們背後的巨人。熊曉鴿生於湖南湘潭，曾是鋼鐵廠的一級鉗工，1977年恢復高考，勤奮好學的他考入離家50公里的湖南大學工業自動專業。

 

1978年，他寫的一篇《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友誼》給登在湖南日報上，激發了他的記者夢。從1981年開始，熊曉鴿自學新聞理論、新聞史等專業課程，1984年以總分第三名被錄取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英語採編組專業研究生。在當研究生期間，熊曉鴿在《中國日報》上發表了數十篇英文文章，在班上獲得數位美國老師的欣賞，告訴他應到美國走走看看。他終於決定去美國留學，在1986年獲波士頓大學一年的獎學金，入學就讀。到美國時，熊曉鴿身上只有38美元，幸好到步當天就找到了兩份兼職。

 

1987年5月，他以一年時間修完所有課程，以優秀成績拿到波士頓大眾傳播學碩士學位，再獲波士頓大學一年獎學金，攻讀經濟、國際關係博士學位。後收到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的獎學金，轉校攻讀國際經濟與商理博士學位。1988年他應聘美國卡納斯出版集團《電子導報》中文版的負責人，把導報辦得有聲有色。這份導報以電子和IT行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為讀者群，熊曉鴿也因此結識了硅谷很多創業投資機構，對風險投資有了初步認識。一次榮毅仁訪美，熊曉鴿當了IDG麥戈文的翻譯，就此他們相識了。

 

1989年6月，《電子導報》中文版退出中國，英文版繼續在香港發行，熊曉鴿當了副主編。1991年，他被派往香港當亞洲副總裁，開拓香港和台灣市場並重返中國。不久他離開導報當了IDG亞太區總裁，負責出版、調研和風險投資工作。由於祖國在他離開後經濟高速發展，而他在美國又採訪過眾多的科技公司，決意把美國風投複製到中國來。他在中國舉辦IT論壇，來了很多人，包括時任電子部部長的胡啟立也出席了講座。他不僅熟悉中國，也懂國際遊戲規則，他和中國政府及IDG的關系，讓他如魚得水，成為中國風險投資界的”教父”。華人出國後大多以自己所學回饋祖國。

願意幫助青年創業的鄧鋒

鄧鋒在清華大學畢業，1990年赴美留學，在南加州大學電腦工程系畢業，並在沃頓商學院攻讀EMBA。畢業後在英特爾任工程師工作，後辭職在自己的車庫中和同伴柯嚴和謝青創立了NetScreen，利用統一結構的硬件平台，解決網絡安全產品的性能瓶頸問題。2001年12月，NetScreen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他最後發現創業過程的快樂比成功上市有更多的喜悅。他喜歡幫助年青人創業，後來他接任硅谷華源協會會長後，促成了很多重要事件，還把公益性的華源協會變成可盈利的機構，可見他有著超凡的商業才能。

 

2005年在鄧鋒的組織下，華源協會創業者雲集於硅谷，馬雲、張朝陽、丁磊、楊元慶、李彥宏、朱佳、丁健、段永平等創業者聚首一堂。此次盛會為雅虎和阿里的合作提供了契機，使鄧鋒在推動中國高科技領域和國際的合作成為功不可沒的人。此後，他在2005年10月回國創立了北極光創業投資基金，在清華科技園內建立基地，培養出國際化的企業家和世界級企業。他認為風險投資和農民耕種有異曲同工之妙，必須細心挑選種籽，精心播種、耕耘和灌溉。他認為投資需要眼光，更需要挑選項目和指導團隊的專家。

 

科技創業的環境需要科技政策和科技環境的配合，政府的協調作用非常重要，沒有專門的科技部門來統籌工作，根本不可能有健康的條件和土壤讓年青的創業者有機會生長。香港的創科局對香港的未來實在太重要了。業界有太多的人願意助青年創業，可是沒有政府的配套政策，使業界有心無力，或有力使不出。香港有些議員講出外行話，做出幼稚的抵制行動使業界哭笑不得。特別科技界的莫乃光的拖延行為，使科技界感到愕然，覺得異常地怪誕。科技界都能說服政府支持，而科技界議員卻去拖延，實在令人費解。

 

在鄧鋒眼裡，創業團隊的能力直接影響著這家公司的未來，而創始人能否團結一致，除了共同利益的原因，還要看團隊成員的人品。像香港議員中出現了這種科技創新的叛徒，沒有人品，也沒有胸懷，香港的科技能怎樣走出去呢？像鄧鋒這樣在美國創業多年的投資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願意回來服務，幫助中國青年創業，讓他人看到香港這種對科技的不尊重，不肯成立專門協調政策的部門，都對香港非常失望。那些認為經濟及商務局就能做科技之事，認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實在出人意表，令人啼笑皆非。

風險投資人朱敏

朱敏浙江寧波人，生於1948年，下鄉當農民，後當建築工人，文革後考取大學，於1984年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公派出國留學生，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博士。那年他已36歲。畢業後，他正40歲，在硅谷創建Future Lab公司，五年後以1300萬美元售出公司，創建另一公司WebEX，於2000年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在視頻會議領域屢挫微軟，2007年被思科以32億美元併購。從那時起他的聲名大噪，成為華人稱頌的對象。他開始轉型，以他的閱歷和本錢去做風險投資人和天使投資者。

 

2002年，朱敏回到浙江杭州，在浙江大學附近成立Min’s Lab，從事天使投資業務。他的目標就是協助優秀的中國軟件企業走向國際市場。不過，他也有失敗的經驗，用幾百萬美元投給一家軟件公司，由廣商業模式不成熟，投資泡了湯，成了不求回報的”天使”。但他對中國充滿了信心，認為中國會從藍領經濟轉為白領經濟，進入高科技現代服務業。那時硅谷的華源科技協會會長陳宏已回國創業，朱敏於2004年被選為第二任會長，並積極組織鄧峰、謝青、曾毅敏等創業者開展活動，讓創業精神在華人中獲得傳承。

 

2005年朱敏辭去WebEX的CEO職位回國幫助創業的年青人，給他們帶路，讓創業群體創業成功。2006年他和美國主流的VC公司NEF合作，各出資50%，成立賽伯樂投資公司，在國內開展業務。他還親手建立”紅杉樹”企業，讓這個交互式管理服務平台，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將企業、供應商、代理商、分銷商、客戶、關鍵技術提供商緊密聯係起來，獲得各種服務。朱敏現已年過六旬，可是熱情不減當年，一個夢想接著一個夢想地協助年青人圓夢。他不但當了賽伯樂的董事長，還是浙江大學國際創新研究院院長。

 

對於這種華人，我們充滿敬意。他們在自己發展之餘不忘扶植下一輩華人。他們是屬於世界的，也屬於中國的。無論他們擁有何種國籍，身處何地，他們不忘自己的祖國，不忘回饋祖國，我們為他們感到驕傲。有人說他們已不是中國人，入了外國籍，他們在中國掌握了大量中國的新科技情報。我認為這無傷大雅，他們掌握情況只是發展事業，又不是出賣國家，那有什麼關係。對於那些出賣情報，為了危害國家安全者，才是我們痛的漢奸賣國賊。相對於那些人，這些華人為祖國出力，培養新一代創業者，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