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強迫日本要日元升值，雖然原本有錢的人變得更值錢，可以在美國大買特買，到處揮霍，但國內經濟卻一竭不振，連續數十年倒退。美國也想用這一套對待中國，但卻給中國看穿，按自己實際情況調整。貨幣就是權力，在對外關係中與政治緊密相關，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摻雜著大量與利益分配有關的國際和國內政治鬥爭。匯率制度選擇會影響到國內外利益集團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決定誰輸誰贏。各國利益集團會採取施壓和遊說方式去影響政府匯率政策，國與國之間的博奕也會使出逼迫手段要對方升值。
政治鬥爭決定金融和經濟，我們觀察美國數十年，金融制度安排首先是為戰爭服務的，即使沒有戰爭的和平時期金融也是受制於政治需要的。出口和海外投資的行業偏好利率穩定，因為利率波動會給企業帶來風險；那些依靠國內市場的則正好相反，貨幣政策獨立比匯率穩定對他們更重要。不同的政黨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對貨幣政策的偏好會有所不同。為了贏得選票和民心，通常偏好干涉本幣匯率，令其貶值或維持低估。無論是爬行釘住、管理浮動或獨立浮動，都與政治有關，因此研究經濟就不得不研究政治。
中國改革開放後曾有一段時間採用雙軌匯率，雖然違反國際通行規則，但由於貿易體量小，且當時美國的注意力放在蘇聯和日本上，無暇顧及中國人民幣匯率安排的細枝末節，使中國在1981-1993年實行了長時期的雙軌匯率制度。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出現，人民幣高調宣佈不貶值，對風雨飄搖的東亞鄰國是好事，但對中國東南沿海出口工業卻是一種打擊，但此舉卻突出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得到亞洲和西方國家的普遍讚揚，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地位。97正好香港回歸，國家考慮的是香港的穩定。
當時，香港是國際投機資本集中攻擊的對象，香港金融市場崩潰意味著中國無法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假如人民幣也貶值，香港金融保衛戰就不可能勝利。那時中國雖有損失，但中國外匯儲備上升到1050億美元的歷史高位，使中國有能力保衛了香港的地位不變。此後，在1998-2000年由於經濟轉型，內地出現結構性失業，下崗職工達2032萬，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規模約1.5-3億人，由外資主導的出口變得非常重要，香港也為國家做了不少貢獻。香港、內地命運共同體由此形成，為實現中國夢而共同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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