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極左思潮中斷和召開十大

林彪和江青集團既互相勾結又相互鬥爭，在林彪事件後，批判極左思潮之初，江青集團曾有所收斂。到1972年下半年，隨著批左深入發展，江青集團開始全力反撲。周培源主張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教學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姚文元宣稱要追查、反擊幕後勢力。由於周恩來在《人民日報》組織的文章戮到江青集團痛處，他們認定要剎住修正主義回潮風。張春橋說，”不管從四面八方刮來什麼風，上海要頂住”。在批判極左問題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廣大幹部群眾，不可避免地與江青集團之間的鬥爭開始尖銳化。11月30日，周思來同意中央對外聯絡部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張春橋要批極右，並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能有任何懷疑。毛澤東當時也不允許否定文革。

1972年12月17日，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針對一封主張貫徹周恩來要求批透極左思潮來信時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次談話後，批叛極左的正確方向發生逆轉，重點隨之改變。1973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隻字不提批判極左思潮，一些企業不敢再提勞動競賽，學校不敢再提“以學為主”，農村不敢再強調按勞分配，自留地等。一些地區的領導趕緊把運動方向轉向反右傾。周恩來等人在可能條件下，繼續堅持著這場艱難的鬥爭。1973年2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同意要實行按勞分配和必要獎勵，張春橋卻要強令收回。

1973年3月周恩來批評一些單位排斥外國專家的錯誤傾向，3月8日他借慶祝國際婦女節招待會，嚴厲批判林彪等人在文革中對外交工作的干擾，並對被迫離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他說，”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負責人，我負更多責任。”周恩來的講話使在場的專家和家屬深為感動。在周恩來不懈的努力下，1973年在毛澤東的同意下，譚震林、王稼祥、鄧小平等都復出工作。毛澤東表示，他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並不知道這麼多老同志受罪。1973年十大前，董必武、朱德、陳雲等都公開露面，為後來歷史的轉變準備了條件。由於毛澤東擔心全面否定文革，使江青有機可乘，趁機反擊。

1973年8月24-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代表1249人，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大會由周思來代表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並向大會提供黨章草案。由於會前江青集團大做手腳，不由省級黨代表選舉產生代表，讓他們趁機安插派系骨幹進入人大代表之列。大會選出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委員。名單中雖有不少四人幫的骨幹，但也有鄧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使中央領導層的健康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為後來扭轉歷史有所幫助。不過十大仍繼續九大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