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的修復和重新思考

60年代未至70年代初，面對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中央慎重分析變化，適時進行轉變，使外交關係出現了新轉機。1966年，中國提出了極左口號，要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世界。外交部陸續將駐外大使和參贊調回國內參加運動，干擾了正常的外交工作。江青等人憑著手中的權力，插手外交工作，喊出”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時代，世界革命中心轉向中國，誣蔑建國17年來的外交工作不濟，要外交人員強行向外國人發送《毛主席語錄》，引起駐在國的疑慮和不滿，使外交工作陷入混亂。

文革一年多時間裡，中國外交關係出現倒退，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幾乎停頓：不參加國際會議、不交流、不派也不接收留學生，外貿也大幅下降，更嚴重的是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有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北京發生了燒砸外國駐華機構事件。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制止了極左行為。周恩來緊急召外事各造反派，宣佈在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毛澤東批評王力在外交部煽動奪權的講話是大毒草，並把王力、關鋒隔離審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插手外交部受到重挫。毛澤東多次發出指示，”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國際鬥爭要分主次。不要搞大國沙文主義，要恢復正常外交秩序。

此時，新的國際格局初露端倪。中國與美國和蘇聯都交惡，不和任何人結盟，形成三大國鼎立之勢。美國此時要面對復興中的日本，同時在西方聯盟中的地位有所削弱，自身又陷於越戰泥潭，與蘇聯的爭奪中處於不利位置。中國也因中蘇交惡，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需要重新考慮外交戰略。1967年秋，毛澤東注意到尼克松準備競選美國總統，發表文章說不能永遠把十億人的中國排在外面。他叫周恩來閱讀此文。1968年11月，尼克松勝出，中方提議恢復華沙大使級會談。中國借新聞司發言人之口要求美國撤出台灣，指出不管任何人上台，不改變以往做法，會談不會有結果。

此時，中蘇處於公開敵對狀態，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任務變得更加迫切。毛澤東委托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研究國際戰略問題，謀定而後動。周恩來囑咐他們要以元帥的戰略眼光協助主席掌握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他們認為蘇美雖有向中國發動核戰的可能，要做好準備，但機會較微。蘇聯威脅較大，也入侵新疆裕民縣，製造了嚴重流血事件，但後來周恩來與要求來華的柯西金在機場談判後，雖沒有解決問題，但情況也有所好轉。葉劍英引用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局，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互相牽制。陳毅向周來作口頭報告，經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制定外交明確思路，給中美關係打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