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時期文藝思想的爭論

文藝是人類的精神食糧，自古已然，在抗戰時期更是鼓舞士氣，振奮民族正氣，殺敵衛國驅走侵略者的武器。1938年南京失陷，國民政府退守武漢，公報戰時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等法令，禁止進步書刊出版和發行，加緊對進步文化思想領域的控制。王平陵在《戰時文學論》中說，文學家不僅要”竭誠的擁護”蔣介石，加強其指揮權的絕對統一，一切以蔣介石為中心。可是對於進步的民眾來說，抗戰才是中心，文藝最重要的問題是要不要抗日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給蔣介石樹絕對權威的問題。這引發了抗戰文化界的論爭。

 

1938年梁實秋在《中央日報》副刊徵稿時說出反對”抗戰八股”，並說”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不久沈從文提出”反對作家從政”，他說抗戰的作品包含了”虛偽”和”浮誇”。他認為作家不應太注意時代而忘記了藝術，還說文學墮落由於”集中在政治上的效果”。他鼓吹遠離”戰爭浪漫情緒”的寫作。這些論調都是反對文藝為抗戰服務的主旋律，當然引來了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嚴正批評。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作家怎可不登高吶喊？

 

當時時局危急，”中國是沒有與抗戰無關的地方”。如果硬要與”抗戰無關的材料”，提倡這種論調的人，”他們要消滅的不是抗戰八股，而是抗戰”。對於反作家從政，郭沫若給予有力的駁斥；”在抗戰期間作家以他的文筆活動來動員大眾，努力實際工作，而竟目之謂”從政”，不惜鳴鼓而攻，這倒不僅是一種曲解，簡直是一種誣蔑！”在國人加緊反法西斯，爭取民族解放之時，抗日實是新文藝所肩負的歷史使命。1940年陳銓寫出劇本《野玫瑰》竟把法西斯特務當英雄來歌頌，荊有麟寫的小說《間諜夫人》頌揚卑鄙的間諜。

 

這種狀況就像現在香港的新聞界一樣，存在這種把特務、漢奸當英雄來描寫的情況如出一轍。當時的《新華日報》、《群眾》等刊物發表了漢夫、何其芳、歐陽凡海、洪鐘等人的文章，予以批駁，指出他們是”反民主，與虎謀皮的謬論”，抹殺正義，為日寇侵略中國張目，散播中國必亡論，宣傳反理性的法西斯野蠻無恥暴行。在抗戰時期的論爭和回歸時期的論爭基本很相像。這說明每一時代，總有進步和落後之分，愛國和不愛國狀況存在。教育人民愛國，關注民族振興，每一個時代都不能缺少。願愛國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