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淪陷區的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

香港反對派在香港的宣傳和教育，就像日寇1938年制訂的《從內部指導中國政權的大綱》一樣，不准談愛國，要特別尊重日華共通文化般尊重殖民時代的文化。大網提出要”徹底禁止抗日言論，促進日華合作”，”對共產黨，應絕對加以排除、打擊”，”對國民黨，則應修正三民主義，使之逐漸適應新政權的政策”，要”振興儒教”。這是日寇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國的方針，為培養各級傀儡官吏和高級奴才服務。在初級教育上，向兒童灌輸奴化思想，發現有愛國思想者停職懲辦，甚至一周一次宣揚”中日共存共榮”等謬論。

 

日偽政府強令小學把日語列為必修科，認為是”中日親善程度與真誠情勢”的問題。課本中凡涉及抗日愛國和容易激發學生愛國心的內容都必須刪除，這和香港那些反國民教育的政客沒有絲毫分別。在史地課本中，篡改中國歷史和中國疆域，教員稍有正確解說都要遭怏。課本除了宣揚”建立大東亞新秩序”，還提倡尊孔讀經，竭力利用中國封建道德維護日偽的統治。汪精衛政權教育總署把”我國教育之美德以領導學生之思想趨於正軌而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定為教育方針。國民愛國教育遭殘酷迫害，像國民教育遭港奸踐踏一樣令人心痛。

 

淪陷區的教育及宣傳完全為日寇所控制。日偽辦新民會、民眾教育館等團體，出版刊物，放電影，演出戲劇，宣揚”中日提攜”、”皇軍戰績”，散播誨淫誨盜，為敵偽扶植會道門宣傳封建迷信，像法輪功在香港肆瘧一樣令人可憎。日寇的一切作為都為了滅亡中國作準備，為政治經濟侵略，肆意破壞和摧殘原有文化教育機關，大量毀壞和竊取文化古蹟、古代文物、圖書文獻。為了征服中國民心，還利用中國民眾的民族感情進行欺騙，妄想通過偽政權把孫中山三民主義這面旗幟握於手中，橫加曲解，為他所用。

 

1941年，汪精衛手訂《宣傳工作人員訓條》十二條，從反共賣國立場出發，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日寇的所謂”大亞洲主義”、中日”同文同種”等謬論混為一談，胡說”和平、反共、建國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南針”。這與目前港獨思維相當相似，完全是一脈相承的賣國行為。反對派所說的”民主自由”、”國際標準”，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言論，破壞民主自由的準則，毀一國兩制和毀我長城的行為，全港愛國同胞必須警惕。際此抗日戰爭勝利之際，我們必須接受歷史教訓，提防港奸的反華賣國行為，制止他們胡作非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