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教育的奠基者葉企孫

葉企孫是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和中國物理學會的創建人。他在哈佛學習期間就用X射線測定了朗克常數，被國際科學界認為最精確的h值，沿用了十多年。1924年他回國任東南大學物理學副教授，1926年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後出任理學院院長。他起用了數學家華羅庚講授微積分，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之時，使他成為第一批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即後來的院士。葉企孫任內想方設法招攬人才，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吳有訓等都被聘到物理系工作。他用人沒有門戶之見，使清華大學物理系人才濟濟。

 

那個年代，中國科學落後，生活艱苦，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國家培養科技人才。葉企孫知道光憑一己之力難以培養出更多能為國家所用之人。他必須打破門戶之見，讓更多有才能的人投身到科學教育中去，中國才能有機會培養出人手為國家的科學發展打下基礎。他極之關心學生，在三年困難時期，著名學者都有特供牛奶補給營養，他知道自己的學生出現浮腫之後，將自己的牛奶給學生喝，說，” 我沒有什麼可幫助你們的，這點牛奶你一定要喝下去。”這種師生之情讓人感動，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他培養出來的學生無數，後來不少都成了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科技界中流砥柱人物。其中一位學生李政道去了美國，後來成為諾貝爾獎得主，說，”他決定了我的命運。”從這些簡短的語言中，可以看出他人格的魅力，以及他在中國科學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他培養的人才不但造福了中國，也造福了人類。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他扎根國內，不停歇地培養人才，為中國的科學教育奠定了基礎。中國科學教育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培養，終於使國家走出一條令人欣喜的路。沒有前人的努力，科技就不會有今天。

 

香港在培養科技人才，這些人為誰所用，有什麼樣的志願甚為重要。沒有國家觀念，只有金錢觀念，科技可以成為害人的東西。香港科技教育除了學問本身以外，心須關注社會和人類的未來，更要關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國家觀念，我們很難相信，我們可以有品行高尚的新一代科學家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貢獻力量。在科學教育的課程裡必須加入愛國家、愛人民、愛科學的元素，使年青人可以走上正途，成為社會進步的力量。香港成立科技局，必定要關心科學家的品質，使香港攀上科技高峰。

學術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是近代大師級人馬，對語言、歷史、文學非常精通，連朱自清等教授也經常去聽他的課，使他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譽。他的記憶力非常強，連貫古今，引詩舉史，非常精準，闡發精當，令人叫絕。大家視他為”活字典。1890年他生於湖南，12歲東渡日本，1905年回國，在復旦公學就讀，1910年和1918年兩次出國留學，在柏林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蘇黎世大學、哈佛大學都學習過。他在外遊學13年，學會了22種語言，深知中國學術在世界有很高的地位。他提醒國人吸收外來學說，不忘民族地位。

 

清華改制為大學時，建立了國學院，聘梁啟超、王國維等任導師。陳寅恪也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和梁啟超、王國維并稱”清華三巨頭”。他倡導”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他說，”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可見他學識淵博，能融匯貫通，就是他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治學本錢，也是他讀書治學從不拾人牙慧的原因。相對於一批由港大教出來的學生，拾台獨民進黨的牙慧念港獨經，自己去拆毀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擾亂中環，實在愚不可及，罪該萬死。

 

港大學術地位淪落，就因給陳文敏和戴耀廷這一類所謂學者所拖累，在吸收外來學說之餘，忘了自己民族學術的地位，或者壓根兒他們就沒有這種素養。盧溝橋事變後，陳寅恪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解釋那年代中國建立架構注意到的因素，相比於現在香港一班人搞政治，不考慮中國因素，不明瞭歷史，那有不走上邪路的。他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觀點扎實、嚴謹，令人信服。相對於香港脫離世界現實，說國際標準”，談”公民提名”等不切實際的騙人理論，陳寅恪確是大師一名。

 

1948年，陳寅恪拒絕國民黨去台灣的邀請，到中山大學任教，培養學生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在這時期他完成了一部傳世之作，《柳如是別傳》，為這名明末清初倚門賣笑的煙花女子寫傳，頌揚她在明清易代之際沒有”隔江猶唱後庭花，而是投身到反清復明的運動之中。陳寅恪為她立別傳是要彰顯“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不是要分裂祖國，要緬懷殖民的統治和投敵來擾亂香港。陳寅恪以他的學識和主張，為學生所仰慕，他的學術垂範後人。香港的教育界應重拾前輩的理想為民族的精神強大做出貢獻。

中國人必須學會普通話

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全世界的人都在學普通話，連美國總統老布殊都不例外。澳洲有一個城市更規定每一個市民都要學普通話，並且在所有學校定立課程推行。我有一位印度客戶，他家人辦了一所學校，聽我說中國有一套很好的教普通話課程，可在兩三個月內學會讀中文，還會講普通話，馬上就要和我合作辦普通話班。中國經濟大發展，一帶一路政策把歐亞的經濟發展連成一體，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學普通話的熱潮。以前英語為商業溝通工具，現在正逐漸給普通話代替，人們必須留意這種趨勢。

 

香港有很多外國公司在此經營， 不少高管每天下班花一小時學普通話，以方便到國內和中國企業界交往。這些人願意每天花500港元上一課，往往半年到一年就可講”唔咸唔淡”的普通話，但基本上還是文盲，會講不會看中文，個中原因就是教學方法不對路。國家鑒於全世界的人都說中文難學，包括中國人自己都說中文是全世界難學的語言，於是成立課題組進行研究，發現中文其實非常易學，只是學的方法用錯了。如果方法對路，每天堅持學習一小時，一個月就可認1024個漢字，三個月以內就能講流利普通話。

 

香港有一班人抗拒和中國融合，對學普通話持消極態度，實在非常可惜，使自己喪失和十幾億中國人溝通的能力。同時，你要到世界各地，包括台灣和星架坡，要想和華人溝通，也只有普通話可以幫到你。由於中國的國力日益強大，各國商人不少都以普通話和中國企業溝通，你不懂普通話，你的機會就少了，路子也窄了。香港有100家外國人的幼稚園，99家都在學普通話，中國人不學普通話，你說這是如何不智的決定。我有個朋友對我說，她十幾年前花一萬多元學了普通話，讓她在事業上的發展佔了不少便宜。

 

香港學校現在大部份都有普通話，對學生有一定的幫助，但我們這套學習法不只是會講，而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可掌握大量的中文字，如果每天堅持學一小時，92課時內就可掌握一生要用的3072個漢字，而且還學會了講流利的普通話。我們把3072個漢字分12級，頭1024個為常用字，只要學會了這1024字，你就可看懂一篇文章的84%的文字，也就是說如果你只是為溝通，這1024個漢字已足夠讓你走遍全中國。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工程隊和技術人員到各國建設，這套中文學習法必會在一帶一路國家生根發芽。

終身校長梅貽琦

梅貽琦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創造了清華大學發展的黃金時期。他的名言就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不以文憑見短長，只看是否有真才實學。1939年，錢鍾書、華羅庚、許寶，三人沒有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但聘請他們為教授，可見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在治校方面，他十分民主，在具體事上，少數服從多數，說”吾從眾”，遇事有商有量，尊重別人，不專斷，對人總是和顏悅色。抗戰時，遷去雲南負責西南聯大校務，1948年到台灣，又在台灣建青華大學，被稱兩岸”清華校長”。

 

梅貽琦認為教書和育人是不可分的。他任校長期間，要求清華老師在教學生讀書時，必須“指導學生如何做人”。他說，”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他愛護學生，保護學生，讓學生建康成長。在這次香港佔中的行動中，證明了梅校長的見解確是真知灼見，所有佔中學生都是被鼓動起來去衝擊社會的，同時有部份持港獨主張的學生也都是被一些教授誤導出來，把他們引入死胡同，變成主張分裂國家的糊塗蟲。他主張培養通才，將國家和社會需要放在第一位。他深知培養學生為國所用的重要性。

 

梅貽琦為人清廉，深得教育界的愛戴，到台灣後，他堅辭教育部長一職。他學人的風格和師德受人尊敬。他離開了北京清華，但還管理著”清華基金”，在他生病無錢支付醫藥費時，也沒有去動用這一筆款。他保存著清華的財產，最終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把這筆”清華基金”用於建設新竹清華大學。梅先生去世後，眾人打開他隨身攜帶的提包，裡有清華基金的帳簿，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他的風格和港大的陳文敏和戴耀廷有很大的分別，把帳目管得糊裡糊塗，連清楚地向外界說明錢的來龍去墨都無法有個合理交代。

 

梅貽琦於1948年國內局勢發生變化時，被國民黨特務接到南京，最後不得不離開北京清華大學的同事和學生。但他心繫清華，最終在台灣也建了一個清華大學。這種清華的情結為世人讚頌，也使中華民族的根在台灣生根發芽。港大的陳文敏也想做校長，但他這種助長學生違法和港獨思維的管理模式，對國家和民族都是一種禍害，香港市民怎會容許他的陰謀詭計得逞。大學是培養國家棟樑和造福世界良材的地方，把學生教成破壞社會秩序，不尊重同胞，要趕走中國同胞的人，當外敵入侵時這些人不都成漢奸走狗嗎？

騙人佔中該當何罪？

香港有一73歲老翁，為當保安報小年歲11年，被判坐牢四個月。這種情況令人無限唏噓。我在想戴耀庭和黎智英這班人，鼓動人違法佔中，還以什麼虛假的”國際標準”、”公民提名”欺騙市民，造成如此大的惡劣影響和損失，他們該判多長的刑期呢？各國普選制度大都不相同，各有各標準，查遍聯合國資料都找不到普選的所謂“國際標準“。同時查遍英、美、法、德、義大利、西班牙、日本、澳洲都沒有”公民提名”，反對派為了擾亂香港，在市民中製造謠言，以這種不盡不實的虛假消息騙人，這些人該當何罪？

 

他們擾嚷了這麼長時間，對治安和法律做出那麼大的破壞，而且這些人都被逮捕了，市民都在看，想知道他們將被判什麼罪。他們搞這麼多事，都只是想和共產黨與中央過不去，要把中央支持的普選制度否掉，現在他們否了香港的普選，那他們犯的擾亂香港秩序的罪行要如何處理呢？市民都在等待警方和司法界公平地處理這起案件。老翁虛報年齡只為了一份人工低微的工作，被捕的這些人口說為市民，但卻做出侵害市民的佔中霸路事件，這種騙子該判什麼刑罰？他們動用了幾百萬、幾千萬去做這件事，所為何事？

 

這些錢從那裡來，要好好審一審，給市民一個交代。這些擾亂社會秩序的案犯要負什麼罪責，也必須讓市民看到法律的公正性。我們在這裡催促政府正視市民的訴求，給市民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我們知道政府和司法界中都有奸細，但法律絕不能讓他們隨意踐踏。市民一定會關注事態的發展，到底政府對這起事件是輕輕放過還是負責任地認真對待，都是市民極度關注的事。如此清楚和明瞭的罪證擺在市民眼前，政府都不能把他們繩之以法，我們認為外國勢力在香港影響力也太大了一點。中國人能忍受這種屈辱嗎？

 

無權、無勢、無錢、無地位的保安老翁為一份低微的工作判了四個月監牢，知法犯法的戴耀庭該當何罪？因為他們是天主教樞機、基督教牧師、大學教授、報館老闆、職業律師、立法會議員，他們犯罪就可不了了之嗎？他們是社會的”上等人”，他們做的就是不能處罰的嗎？香港什麼時候有過這種法律，是全國人大給予的特權嗎？市民希望政府拿出政治勇氣，警方拿出維護法治的決心，法官拿出公正有力的判斷回答市民的關注。這是對國際社會、對國家、對民族和對全港市民的一個交待，不能不認真對待。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崇尚科教救國的思想，提倡推行平民教育，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以及終生學習等理論在中國的教育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他認為全民族的命運都在小學教員的手裡，其觀點的正確在現今都有著不可忽略的意義。小學生是人生品格培養最重要的階段，樹苗不在這個時候扶正，長大了必歪歪斜斜，難以糾正。香港教育在王永平主管時期，把中國歷史給廢掉，等於年青一代都缺少了民族精神的養份，患了軟骨症，成為不懂道理，沒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代，容易給外敵利用。

 

陶行知生於1891年的安徽西鄉黃潭源村。他說，”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以上的見解是他尚未走出校門時就立下的從事教育的志向。1910年他在金陵大學文科就讀，積極參加愛國運動，主辦報紙，宣傳愛國思想。辛亥革命爆發，返鄉投身革命。他於1914年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從金陵大學畢業，往美國伊利諾大學留學，並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教育學。他棄政治而修教育，他認為教育對國家的意義更大，更能修復人心。

 

1917年他回到中國，投身教育，希望全中國的人都能接受教育，提高人的素質。他最早注意到鄉村教育的問題，1923年與晏陽初等教育有心人從事平民教育運動。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辦起”南京曉莊師範學院，又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鄉村幼稚園。為了驗證自己的教育理論，他脫下西裝，穿上農民的衣服，住在茅屋，開始了普及鄉村教育的工作，讓人人獲得均等教育的機會。他提倡不要用填鴨式的方法教育學生，而是引導他們在更為自由的環境中去成長。他時刻關心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以愛國思想灌溉著花苗。

 

陶行知畢生踐行平民教育，他的理念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教師。毛澤東曾評價他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偉大在於他教育學生熱愛生活，熱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在外敵入侵時，他投入到抗日的救亡運動中去。這樣的教育家才是我們香港老師學習的榜樣，值得人們尊敬的老師。香港的教育必須來一次大改革，重整教師隊伍，保證香港教育出來的學生都是夠格的愛國者。經陶行知教出來的學生沒有一個是廢品，不像香港出了黃之鋒這一批廢品。這與教育體系出了問題有關，與王永平主管教育有關，必須及時糾正。

晏陽初關注全民教育

晏陽初於1890年生於四川一個書香世代的家庭，19歲時到香港求學，1916年赴美，進入耶魯大學。1918年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他作為一名志願者，去了法國戰場。在法國期間，他替在法國工作的五千華工做翻譯，代寫家書和當跑腿。在工作之餘，在戰火紛飛的後方，創辦了一個華工識字班，並編寫了一本通俗的識字小冊子，很受華工歡迎。一年後，38%的華工都能夠自己寫家書。他還辦《華工周報》，讓很多人都能讀懂，了解時局，獲得華工的愛戴。他發覺人的智慧都差不多，只是窮人沒有機會讀書識字。

 

當時國家在水深火熱之中，國人沒有均等的機會，弱勢社群基本得不到救助。1919年晏陽初回到美國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歷史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即回國投身平民教育和作社會調查。他遊遍19個省，發現85%的農村人口都是文盲。這個沉痛的事實使他更堅定了從事平民教育的計劃。1923年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北京成立，和他一起工作的有陶行知、陳鶴琴、蔣夢麟這樣的教育家和熊希齡、梁啟超、胡適這樣的名士，使教育工作開展得轟轟烈烈。為了把工作做好，晏陽初還把自己一家搬到農村，深入到民間去。

 

在民間的一段時期，他模索出一套教育模式，包括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以鄉村為社會實驗室，教村民識字，學科學，進行農業技術改良及建立廣播電台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所在的鄉村淪陷，工作被迫停止。1940年才在重慶成立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出任院長。1945年抗戰勝利，育才院才發展成鄉村建設學院，為平民教育做出貢獻。這種知識份子才是國家的寶，他們為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自強自發地工作，看自己能為國家補什麼不足，不像香港這班人只懂得挖痛腳那麼可憎。

 

20世紀60年代，晏陽初還去菲律賓成立”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為國際鄉村改造出謀劃策和出力。華人對世界的平民教育也在出力，正像現代的中國，當國力稍為強大，即承擔國際義務，為世界盡一己之力。國家知道要自己生活得好，生活得安寧，必須讓周邊國家也發展起來，形成命運共同體，否則社會和國家安寧必遭到干擾。香港市民必須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著想，也應在一帶一路的發展中，為國家做些事，出些力。前人的精神都是中華民族再前行的力量。讓我們發揚晏陽初精神，為扶助弱勢社群自強而出力。

嚴復是中國西學第一人

香港的福建人和全國各地的人都一樣有不少愛國者，但香港的福建人特別出位，在國家大事上絕不含糊，愛憎分明，這與福建人的傳統有關。林則徐燒鴉片，抗英軍，表現了中華民族在大義面前絕不退讓的精神。嚴復和林則徐同為福建人，於1854年生於一個普通醫生的家庭。在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於1877年被公派英國留學，入普茨茅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海軍。他對英國社會進行了全面的考察，閱讀了大量的政治學術理論，對盧梭、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涉獵甚深，開闊了眼界。

 

1879年嚴復歸國，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堂總教習，第二年調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負責教授英文。在嚴復帶領下，北洋水師人才輩出，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 張伯苓、著名翻譯家伍建光等都是他門下。可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嚴復受到極大震動，決心致力介紹國外的先進文化，主張維新，發表維新變法的文章，以提升國民的素質。嚴復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推崇備至，把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成《天演論》在中國引起轟動效應，被稱為”中國西學第一人”。

 

嚴復用”物競天擇”的道理闡明”亡國滅種”的危機，呼喚國人要自強不息。一個不懂自強的民族，必被更加強勁的民族淘汰。他結合甲午戰爭的失敗，呼籲國人與天爭勝，圖強保種，指出不變法革新將循優勝劣敗之法則亡國亡種。《天演論》引起各界共鳴，街談巷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成為青年競相學習的課程。魯迅、胡適和一大批中國政治和文化變革的精英都受其深度的影響。嚴復洋為中用，開了西學中國化風氣之先，把西方文化和中國國情結合。共產黨把馬克思理論和中國革命相結合，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香港有一些學者食西不化，不能和香港相容，不接地氣，不識時務，香港怎會不給這班所謂學者搞亂。戴耀廷連違法佔中，破壞金融中心的事都敢做，香港商界對其恨之入骨，他在香港那裡會有前途。香港只有和中國融合，和共產黨合作，香港才會有大發展，對香港市民的福祉才有最大的保障。這批教師教年青人亂搞，香港怎會有運走？嚴復和共產黨都學西，但洋為中用，結合國情，對中國的發展和富強都做出了貢獻。那些拿了黃雨傘佔中的所謂學者，食西不化，把香港搞亂以為就是民主，真是笑大人個口。

父親節談朱自清的”背影”

朱自清為現代詩人、散文家和學者，1898年生於江蘇東海， 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31年留學英國，回國後在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主任。一生寫過不少好文章，在淡淡的筆墨裡流淌著無波無浪的真情。他的作品”背影”，描寫父親對兒子的關切，不矯柔，不造作，扣人心弦，感人至深。重讀這種文章，使父親的愛在人的心靈中湧動，迸發出感恩之心。離別時的愁緒，驀然發覺父親背影有些蒼老，平淡真挈的父子情，把讀者帶入絲絲懷念和感動之中。朱自清文如其人，溫和恬靜，但卻愛國、正直。

 

他在1948年反饑餓、反內戰時在《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拒絕美援簽名書》上簽了名，寧願餓死也不接受美援，表現了中國人的骨氣和知識份子無尚的尊嚴與氣節。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提及此事，說他”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慨”。朱自清這個人從來沒有豪言壯語，他只是用堅定的行動和樸實的語言，為世人展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在民族危難之際的革命性，體現了中國人的骨氣和高貴的民族氣節。他的表現和香港打著黃雨傘這種民族敗類有天淵之別。雨傘革命對著國家和中國同胞打，行為如此荒謬。

 

百年中國出了不少名人，他們的民族氣節一脈相承，讓中國在近一百多年艱苦卓越的鬥爭中奮起。他們的精神感天動地，他們的感恩品格和文章給中國留下了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此父親節即將來臨之際，讓我們重溫他的作品，他的思想，讓中國人互相勉勵，為國家和民族最美好的明天而祈禱。1946年，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樸、聞一多相繼遇害，他勇敢地赴慘案追悼大會，報告聞一多生平事蹟，在黑暗的現實中磨礪和鼓舞民主運動的士氣。對比今天的清明公正，香港一班人在搞亂社會志在歪曲中國民主取得的成就。

 

中國從英國人手上取回香港，讓香港逐步從英國人空降人來管治，到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選出代表來管治，實在是一個翻天覆地大改變。國家按基本法和國家的憲法來管治香港，實在是中國人的榮耀。香港有一班人想搶奪管治權，企圖把國家的政權變為香港媚外之物，這是任何中國人都無法接受的。不愛國的人怎可能成為領導香港和管治香港的人。國家不會容許這種情況出現，香港的愛國同胞更不會容許港奸成為香港的管治者。從政者必須愛國家、愛人民，要擾亂香港和打我同胞者非我子姪，絕不辜息。

香港應如何管治？

因為建制派大部份議員在投票前離開議事廳，普選投票結果是28票反對，對8票贊成，0票棄權，普選給28對8票大比數否決。反對派獲得了一場空前的勝利，以77.777%的佳績回報國際反華勢力的厚愛。根據反對派的邏輯，凡是政府贊成的我就反對，政府反對的我就贊成，反對派的確贏了，可是懂得政治的人都知道反對派給玩了，而且是慘敗，顯示了沒有政治智慧的下場。政治真是一分鐘都太長，不知道政治家在玩什麼把戲，但明顯的看出了共產黨的厲害，讓反對派得不到普選，還要背上反普選的罵名。

 

政治不是梁家傑和劉慧卿這一類自以為是的人可以掌握的，歐盟成員國的政治家看得出中國的誠意，但也知道中國對馬上有普選也不是太有把握，故把門檻設好，讓國際反華勢力咬唔入。國家還需要時間培養新一代的執政者，以代替現有的建制派和反對派。再有兩三年，未來的治港班底基本建成，到時中國的政權就可更穩固。殖民地時代在政府、學校和媒體埋下的各種毒瘤給他們安排去處，讓新人上場。這次香港經歷了一場有預謀的顏色革命，香港在中央治港官員的帶領下，擊退了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進攻。

 

觀察香港政治的人，都不理解建制派在關鍵時刻為何離開議事廳，其實這是一種姿態，表示有普選固然好，沒有普選香港也不會陸沉。反正知道反對派捆綁不讓政改通過，與其正正經經坐在那邊等失敗，不如玩下野更有意思。現在反對派大勝，為什麼反而笑不出，而建制派大敗反而心中偷笑，這就可以知道內裡乾坤。國家培養的管治香港人才還有三年才能掌權，現在這種情況正好給足時間做好準備。中央已摸透反對派的反共反華心理，可以牽著他的鼻子，讓他們乖乖的順著自己的時間表，安排好管治團隊。

 

有人可能會指我瞎說，但我很清醒也看得很清楚。國家不是在培養治港政治人才嗎？國家不遺餘力地在培養年青一代，還計劃恢復歷史教育，以培養合資格的國民。教育部門培訓出500位合資格的歷史老師，對下一代的成長肯定有好處。香港熱心於教育的人不都在推動這個計劃嗎？無論你贊不贊成這種做法，香港的愛國者都在做，因為他們知道這是民族振興的命根子。沒有合資格的國民，不關心民族和國家的命運，這個國家就無法有作為。感謝反對派給我們時間。你們大勝了，祝你們好運。

香港開步走

香港不會陸沉，明天的朝陽依然燦爛。炎熱的夏日，熱度依舊，驅不散的暑氣，宣告仲夏的來臨。天再熱，我們也要出外工作，走上班的路。辦公室的冷氣雖然擋住了外面的熱氣，可不能讓地盤工作的兄弟感到絲毫的涼快。人的環境不同，感受會很不一樣。政治是生活的一部份，自由才是生活的全部。政治搞得好，國家就昌盛，政治搞不好，社會就動蕩混亂。有些人不懂政治卻去搞政治，結果把好端端的一個城市玩死。政治就是以治為主體，不懂怎麼治，只會搞搞震，不亂也得亂，不死也得死。治是興的關鍵。

 

自由最可貴，民主也重要，不懂享受自由和民主的人必會把自由和民主弄死。自由和民主只能由懂得自由和民主真諦的人享有。沒有這種素質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有權利就會有義務，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世界是不存存的。共產主義不是烏托邦，沒有素質的人根本無法進入天堂。天堂的門票就是義務，沒有門票的人一定進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門檻。要享有社會福利，享有社會的自由和民主，必須遵守社會的規則、國家的憲法。不守法者和沒有自由和民主素質的人，他的終點在監牢。

 

不亂過馬路，不亂拋垃圾，不亂泊車，都不是立了法，人人會自覺遵守的，必須要有一個教育的過程。教育必須接地氣，不能只講耶穌。法立了，開始就要集中火力，捉垃圾蟲，拉亂過馬路的人，抄亂泊的車牌，罰多幾次，再在電視上宣傳，社會自會改變風氣。對政治上衝紅燈的人不加管制，他自會亂衝亂撞，以至鬧出人命。對製造炸彈的暴徒不採取措施嚴懲，社會炸彈必泛欄成災。對於擾亂社會、不禮貌和到處挑釁的人不加管制，人人都起來互相對罵就會成為常態，社會風氣自然惡化。治就要用法管這些人。

 

社會不是沒有法，而是錯誤的觀念給縱容出來了，以為民主、自由、政治就大過法，可以無規無矩，不講倫理道德，目無尊長，視政府如無物。事至今天，香港如要治，要繁榮，必須拿出治的勇氣和魄力。再讓梁家傑和黎智英之流搞亂社會，就會積重難返。這兩個人都因破壞社會秩序而被逮捕了，可是到了今天還逍遙法外，社會處於這種狀態，管治能沒有問題嗎？現在是香港要開步走的時候，不能給這些壞蛋捆綁。盡早對佔中期間擾亂社會的被逮捕者進行起訴是其時矣。政治勇氣和社會責任是治亂世的條件。

 

歷史將宣判梁家傑有罪

梁家傑在普選制度投票表決前說，他對得起歷史和前人。我們考察和回顧一下他對得起什麼歷史和那一個前人？自回歸後，梁家傑一直在做破壞特區施政的事，拖香港發展的後腿。香港要建中港融合的大橋，他支持公民黨徒，鼓動一個新界婆婆反對，最後敗訴，但卻使香港因時間拖延而損失了60億。他與五位反對派議員，搞非法的辭職公投，又讓政府浪費了公帑。更令人難以接受的就是他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國家收回香港後，居然和余若薇站在中環叫香港人起義，解放香港。他到底是什麼議員？

 

自從政改啟動以來，他沒有做過有益的事，只是配合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搞騙人政治。首先他們口口聲聲高喊普選的”國際標準”，經過擾嚷一年多後，原來國際從來沒有一個國際標準，有的只是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並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除了子虛烏有的國際標準，他一直呼喊要”公民提名”，我們遍查英、美、法、德、義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國家，沒有一個採用”公民提名”。梁家傑指普選不能有篩選，不能設限，我們發現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由不愛國的人去參選。我們還發現美國人要做總統，必須獲得幾百個選舉人的多數認可，否則就算人民的多數選了他出來，也要給篩出局。

 

梁家傑不停地講大話，謊言滿天飛，去誤導市民，大叫不接受他們的”國際標準”和”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選。他擺出自己就是”真理”、”生命”和”道路”的萬能神架式，拒絕和中央官員溝通。對於中央官員謙和的對話善意不予理會，想盡辦法讓溝通不能進行。他一再捆綁反對派議員，不讓他們根據不同派別的需要自行決定自己的選擇。他表現出窮兇極惡的反中央，否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公然要與全國人民為敵。他為製造炸彈準備炸立法會的犯人辯護，叫香港人不要反應過敏，充份表現了他訟棍的真面目。

 

梁家傑及其公民黨的黨員如毛孟靜之流極之仇視中國同胞，用非常不禮貌的態度對待國內遊客，但另方面他們卻想把菲律賓合約女庸變成香港人，企圖把數十萬菲庸變成他們的選民。如果他們的計謀得逞，中國56個民族一夜之間就多了一個菲律賓族。他們的計謀失敗，就叫年青人了去違法佔中，知法犯法，支持學界中的敗類去誤導年青人做出犯法的行為。他身在香港卻做著破壞香港安寧的事，這種人還想把責任推給中央和特首，向西方獻媚。人民和歷史必將把他繩之以法，對他作出判決，讓他遺臭萬年。

黎智英”一黨提名”論

蘋果日報近日造謠生事的言論令人側目。首先他敢於在頭版頭條把未經證實的消息獨家登於報上，指中央出三億港元買反對派議員手中的一張票，所有反對派議員都否認有其事，只有長毛和大舊兩個說有中間人向他們招手，長毛更說出價一億，但第二天就說沒有一億這會事，說說只為搏出紙。結果引火燒身，被廉署請去飲咖啡。捏造事實該當何罪，相信香港法律已有規定，只是看我們的司法機構怎樣去拿捏了。黎智英最新一招就是在普選要通過的一天，在報上指”提名委員會”就是”一黨提名”，用以欺騙香港市民。

 

提名委員會這1200人都是些什麼人？我們都知道他們是香港四大界別中的精英代表人物。四大界別是那四大？就是工商界、勞工界、專業人士和政界、宗教界等人士組成。這些界別的委員都由各界別推荐和選舉產生，不是由共產黨指派。首先說工商界，他們根本不可能是共產黨，其次說勞工界，充其量只能說他們有可能支持共產黨政策，說專業人士是共產黨有點太勉強，說政界和宗教界人士是共產黨更有點不倫不類。因此黎智英把”提名委員會”說成是”一黨提名”，就是完完全全，徹頭徹尾捏造的胡言亂語。

 

製造謠言和捏造事實是沒有力量的表現。共產黨雖然有八千萬黨員，但我相信共產黨員在香港不會超過十萬人。中聯辦、解放軍部隊和中資機構和散落各界別的黨員加起來也不會超過十萬人。如果我們說香港有內地一萬名情報人員在香港工作，連這些人也加起來都不會超過十萬人。香港的教徒，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都算起來應該可以比共產黨員多出十倍二十倍，因此把”提名委員會”說成是”一黨提名”是沒有常識的言論。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真面目，看到他們只能以說謊和製造謠言可悲地渡日。

 

蘋果日報以收取美國中情局好處謀生，做著分化和瓦解中國的夢。美國到底要如何面對中國在世界崛起這種狀況是美國新一屆總統候選人要好好考量的事。美國要如何扭轉方向盤以適應新的世代已到了不能不考慮的時候了。香港這班人還死抱著過時的反共思維已經跟時代脫節。連緬甸的昂山素基都跑去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交往、取經、合作，香港這班人還在喊打倒共產黨，你說他們這些人還有政治智慧嗎？香港要交給這麼落後的人去管治，香港還會有前途嗎？”一黨提名”不是不好，而是沒有現實性，只能是謠言。

神聖的一票

6.17要通過2017普選特首選舉辦法，必須獲三份二議員的通過，也就是說有66.6%的議員贊成也不能通過，必須有66.7%以上的議員贊成才能有機會讓2017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很明顯，香港市民已有超過66.6%的市民贊成通過2017年有普選，就是反對派的支持者，也有近一半以上的人贊成先有普選，再對普選制度作進一步的優化和完善。因為社會現在還沒有共識，到底那一種模式叫做最優，現在堅持已見，只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現在絕大部份市民都希望有普選，那神聖的一票只能先投給市民最盼望有的東西。

 

捆綁是偏激的行為。自己不想活，把孩子捆綁在起來一齊去死，更是愚不可及。這一批人就像邪教，騙同伴說世界末日到了，我們一起自殺吧，不然你們永不超生。這些人跟著做了，我們可以肯定這些人的政治生涯就此結束。他們連團結共產黨一起工作的智慧都沒有，連國家憲法必須遵守這種道理都不明白，你叫人民怎麼可能相信這些人呢？這些人充其量只能成為偏激份子的領頭人，擔不起治理社會的重任。他們可以對國家的繁榮穩定不予關心，我們可以期望他們對中華民族的振興做出有益的貢獻嗎？

 

投出這一票看似簡單，卻可以檢測這個人的心地如何？中國的發展需要和平的環境，人民必須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創造良好的環境。一心只想擾亂中國的人，絕對不會對國家需要和平的發展環境而操心，他們只會關心自己的利益和喜好。社會的好壞，人民的生死，都與他們無關。他們所關心的就是梁振英下台，他們上台。但我們可以告訴他們，假若他們抱著這種狹隘的觀念，就是梁振英落台了，他們也不可能上台。畢竟香港不是任何個人或利益集團的，香港是屬於全國人民和香港市民的。害港者，肯定不能治港。

 

香港議員的一票肯定是神聖的，褻瀆神靈，必遭天遣。任何議員手中的一票都必須代表香港市民和全國人民最大的利益。如心中只有小集團的小算盤和小九九，忘記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絕對不會獲得人民的原諒。回想議員在入職時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實際上騙取了議員的職權後違背誓言，上帝不會原諒他，他必下地獄，人民更不會讓他輕易逃脫或享受不受審判的特權。香港的穩定繁榮是香港的根，誰要逆人民的意願而動，人民必把他連根拔起，投到大西洋裡去。神聖的使命不可侮，誓言不可亂發。

城邦派覆沒記

企圖使一個城市變成一個國家的陳雲突然間變啞巴。他的門徒一舉被殲滅。記者撥電話訪問他，他一聲不吭，就把電話放下了。搞恐怖襲擊的份子，一下子賊窩被端掉，搞得頭子都反應不過來。有的扮不知情，有的叫人不要神經過敏，有的一改平日神經質的態度，說自己是溫和本土派，與搞炸彈和槍枝的恐怖份子切割。這些人由殺氣騰騰，變成了小綿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他們發現，共產黨還是頂厲害的，把他們秘密進行的陰謀都查了出來。這下子可把他們的陣腳打亂了，要在投票日殺人搞局的計劃都毀了。

 

他們沒有炸彈可投，還怎樣引解放軍出來戒嚴。美國中情局的劇本無法演下去了？而這批恐怖份子一下子被滅了，等著下面就是查背後指揮者。陳雲這些躲在後面的黑手命運如何，我們只能當連續劇來看了。好戲在後頭，從來都是搗破黑窩的案情演化。誰是兇手必須細細抽絲剝茧。毛孟靜說有人插贓嫁禍，可見她心虛和吃驚到何種地步。被抓的這些人，明明就是和她一起去騷擾國內同胞的那些人，他們被警方人贓並獲，還有什麼懸念？梁家傑要警方和法官小心研判，不要輕言相信，他這個訟棍還想替他們脫罪。

 

這次行動先是當場抓九人，再在家中捉到另一人，可見警方不是一天才佈署，已經是跟縱了一段時日，在最適當時候才下手。香港警方對恐怖份子的邪派人物還是有提防和有預警力的。但是，我們也不諱言，共產黨的情報工作還是非常有效的，香港並非一個無掩雞籠，任人出入。誰在做什麼並非沒有人在監察，可以自出自入。在人命受到威脅時，共產黨就會出手，在邪惡份子動手時就會把情報提供給警方。這次的行動成功是共產黨和警方的聯合行動，你信與不信，我可以肯定國家的情報部門還是頂厲害的。

 

有人要分裂祖國與台獨份子結合搞香港，國家有可能不管嗎？共產黨再善良，也不會讓香港變成港獨份子的天下。誰在搞香港，誰是主謀，其實都已掌握在國家情報部門的手中。黎智英和李柱銘等的結局不在今天，我們還要等明天才看好戲。戲在一步一步的推進，劇情詭異，反國家者的下場還在往下發展。不見棺材，不流淚，就是這些人的真實寫照。城邦派之”全國獨立黨”前線黨徒一舉被全殲，下一步就是找出其幕後策劃者。對於危害香港的人我們絕不會像反對派那樣幫他講好話，淡化危險性，而要更提高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