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網絡電話與考美國公民的朋友交談,他告訴我其中一個題目是問美國在冷戰時期最怕什麼?答案是共產主義。另一個在美國的小時候朋友告訴我,他說有些美國人癡線,把中國視為敵人。他說,莎拉貝琳(Sarah Palin)在印度建議美國要和印度共同對付中國;紐約地產大亨當奴蠢(Donald Trump)計劃選總統,他說如選上,一定不讓中國發展起來。不論這些消息準確度如何,美國和香港都有這一類恐共症的人群。
偏見是最可怕的無知。現代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最具理性的人群,從來沒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說一些非理性的話,做一些非理性的事,表現出來的都是泱泱大國的風範。該幫人時幫人,該幫自己國民時幫自己國民。親仁善隣,不亢不卑,正是我中華民族的氣度。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其實不是你死我活的爭鬥,理論上是人類社會發展中自然進化的一個階段,只是在實踐中,人們把理論簡單化,變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冷戰時期的思維,到現在還揮之不去。
一國兩制的提出就是告訴香港人,中國收回香港不是共產主義吃掉資本主義,而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兩制並存。不要說香港,就是在中國內地,私人企業也得到了很好發展,私人企業主和資產階級中也有共產黨員,在人大和政協中為國出力。現代的共產黨不是長毛、太上黃、大一類的偏執狂。歷史的規律就是不能拔苗助長,要順其自然,到了一定時期自然會成熟起來。不要像過去那樣一聽說共產黨就非把他打死不可。歇嘶底里,只會害己誤人。
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在社會轉型中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實質就是探索如何完成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社會變革,以化解社會轉型帶來的風險,防止為執政不力而導致社會轉型受挫。政黨必須要有理想和達成理想的規劃,調控理想達成的過程和創建制度的能力。要達成理想,就要有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及事務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改革開放的30年中表現出這種能力,根據自身的文化、歷史條件和階段性形勢選擇自己發展的道路和目標,有序進行社會轉型。”全盤西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會導致轉型危機和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讓中華民族在世界和平崛起的領導力量弱化或消失。中國在社會幾次轉型的大調整中,確立了”富強、民主、文明”的目標,成為全國人民奮進的意志,在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2000年達到小康水平,2050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
現代性孕育穩定,而過程則滋生動亂。擴大政治參與,容易發生政治失控;抑制人們的參與要求,又會扼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產生不滿和衝突。因此提高過程調控能力非常重要。當代中國以各界利益為協調基礎,以法律手段進行社會政治控制,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黨政分家,推動政府完善管理經濟的方式,權責明確,有效限制消極性,促進社會發展。平等、自由、民主己深入民心,集中民智,整合各階層,為國家制定政策和制度,讓國家成功轉型。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和中華民族振興的領導力量。其七千多萬黨員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希望和力量所在。13億人民將和中國共產黨一起實現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國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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