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和莫言都在文學創作上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兩個都以揭露中國現代社會的陰暗面為世人所熟悉。讀者會問,那高行健離開了中國,莫言也會離開中國嗎?莫言的答案是一句反問語,”我離開幹嘛?”其實離開和回歸是永恆的主題。離開有一個”幹嘛”的問題。離開去獎,離開去海外生活一段時間,寫寫作,講講課,見見朋友,總得有事情幹才行。高行健離開中國是什麼原因,我沒有去研究過,可能他覺得中國的創作環境不自由,政治環境不適合他,作為人他完全可以這樣選擇。他在法國用法語寫作,他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的文風和立場與高行健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莫言是站在國家立場,揭露社會的陰暗面,打擊社會的不公,諷刺時弊,為人民鏟除禍害,讓國家變得更好,使人民的精神狀態獲得提升。他為人民說話,為人民出氣,為人民找到一條對國家有用的出路。這種行為正是現代中國的作家和人民的思維方式。國家也正因為全世界大多數華人都有這種想法而變得更強大。國家需要的是積極向上的力量,而不是分力。只會埋怨、指責,而不能指出解決辦法的怨言對國家進步毫無用處。對於挑動國民去作反的言行對國家更沒有好處,只能引起動亂和不安。
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完美,特別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從過去一百多年積弱貧窮,走到近30年的進步,道路是艱辛的,全國人民的付出是巨大的。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國家沒有辦法走出困境。教育和帶領13.4億人進入現代化的社會,不是一件簡單的工程。中國如果沒有一個絕對強大的黨,絕對強勢的政府,中國是沒有辦法管理的。今天出個劉曉波,明天出個李柱銘,後天出個黎智英,這個國家還怎麼管?對於國家出了內奸只有不留情面地打,中國才不會出亂象。
莫言就是這種勇敢的人。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不容情地和社會的不公不義作戰,教育人民走向真善美,為國家更美好的未來教育社會大眾。他以文學的語言,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故事、心理描述,讓人們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應該改變,怎樣做才能建設美好的生活。他的文學作品,雖然講的是農民,但具有普世價值,對現代社會的進步有不可磨滅的功勛。作家的價值在於使人心變得更好,更善良,社會更進步。揭露社會黑暗面為的是使人心變善,而不是使社會更亂。
莫言說,他在建制內寫作,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柳的關係,因為這種關係就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嗎?他說共產黨員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他不是第一人,法國共產黨員薩特、蘇聯共產黨員肖洛霍夫,他們的作品到現在還是經典,依然被廣大的文學愛好者閱讀著。對於劉曉波因從事政治活動被關在牢裡,他祝願他早日獲得自由。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他的主張卻是推翻共產黨的統治。莫言說,他可以繼續他的政治動,每個人都有權從事自己認為重要的工作。
拉登有他的理想、薩特姆有他的堅持、卡特菲有他的主張、香港四人幫有他的企圖,但他們都必須面對對抗的後果。劉曉波要學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一樣推翻共產黨政權,香港四人幫要和共產黨對抗,那他們就開打吧。作為人民,我們不想國家進入動盪的局面,更不想因為有人有政治野心就讓國家陷入動亂的境地,更不想人民給人利用,以為自己為民主、為正義去做人家的炮灰。其實莫言才是真正的民主和正義鬥士。他是共產黨員,是人民的朋友,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奮鬥。
我們不能說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像莫言一樣能夠實踐自己加入共產黨的承諾,做一個對人民負責,為國家做貢獻的人。樹大有枯枝,當中出了一些貪婪無道,不是公而忘私,而是私而忘公的人一點都不出奇。這種人在美國多的是,在上帝面前是順民,走出教堂又是另一個人。中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我相信90%以上都是有理想的人,可是出了10%的壞人也很驚人。這就是人口大國的問題。不過我們要擁護像莫言這樣有理想的90%以上的共產黨人,而堅定地和莫言站在一起,反對那10%腐化墮落的人群。只有大多數人都堅持真理,中國就會變得更好,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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