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倫理
中國有一個新詞叫”公知”,其實就是讀書人,在學校教書育人,或在研究機構從事諮詢工作,只是這批人讀壞書,滿口歪理,就像香港的戴耀庭、陳文敏等一類人。用這種人教學生,必被引導到歪路上去。”公知”不是所有事都不知,而是知得不少,但參雜著歪理當真理,讓學生真假難分,被誤導入歧途。例如最為人熟知的”違法達義”就是這類”公知”的發明創造,把學生送入監獄。香港一名19歲學生在反華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中,寫了遺書拿了介刀襲擊警察,割頸放血,結果給判七年九個月監禁,真是害人不淺。
國內也有一批”公知”在學府被供奉著,享有高人一等的待遇,國家叫他們學習世界,把世界優秀的東西吸收回來,用以借鑒,他們卻全盤接受,不問中國實際情況,要國家做到人家的水平。以前中國貧窮落後,社會可分配資源匱乏,做不到人家那種水平,就用現代的西方來評論中國的過去。他們用這種錯誤方式比較,要中國全盤西化,不實事求是,得出的結論是致命的。就像香港戴耀這樣的人,一邊說愛與和平,另一邊卻宣傳仇恨,叫人”違法達義”,仇視國家。他們用這種教育方法教育學生,國家能發展起來嗎?
1949年中國解放了,打敗了日本鬼子,趕走了腐敗的國民黨和佔領中國的外國軍隊,收回了國家主權,讓人民當家作主。但是國家貧窮落後,民不聊生,國家只能從頭開始,從蘇聯引入100多項工業項目,開始了走工業化的道路。當時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受過大學教育和高中畢業的人不足一百萬,強國必須辦好教育。故開國初期必須一邊生產一還辦學,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走出了一片天。到了現在,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每年就有800萬,讓國家獲得了大發展。國家要按自己的國情發展,讓國家早日復興。
西方有先進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學,西方兩黨爭吵的政治,我們不能學。我們要走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道路,以協商民主,有商有量,取得共識,快馬加鞭趕路。不問國情,搞什麼顏色革命,中國人還要活,還能讓民族復興嗎?”公知”脫離歷史發展軌跡,不問國情,要國家一步登天,不但不可能,還會拖國家的後腿。把貪腐官員或社會壞人壞事指向共產黨領導是錯誤的做法,是對眾多人民代表的污辱,抹殺人民的功勞。壞人是壞人,不能把茅頭指向國家和執政黨。”公知”之言不可信,西方政制不合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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