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陸朝陽：以光子為筆，在「九章」中書寫中國紀錄

 

文/ 林倫理

陸朝陽，1982年12月出生於浙江東陽畫水鎮。1997年從畫水鎮中考入東陽中學，在實驗班擔任班長，獲得嚴濟慈獎學金，嚴老先生科技報國的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科學的種子。2000年，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後保送至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研究中心，師從剛從歐洲歸國的潘建偉，正式踏入量子物理與量子信息的研究領域。碩士一年級時，他便接到一項重要任務：重建光學平台並將其升級到具備操縱六光子糾纏的能力。2008年，他受英國政府獎學金資助進入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轉向量子點單光子源與電子自旋操縱研究，期間在國際上首次實現單電子自旋的光學非破壞性測量。2011年初博士論文答辯完成後，他未作一刻停留，隨即回國，28歲成為當時中國科大最年輕的正教授，帶領幾名年輕學生從零開始組建固態量子光源實驗室。

回國後，陸朝陽作為潘建偉團隊的核心成員，將研究重心錨定在光量子計算這條國際競爭最激烈的賽道上。他的突破是階梯式、持續性的：2015年，他與同事實現「多自由度量子隱形傳態」，入選英國物理學會年度國際物理學十大突破榜首；2017年，在實現十光子糾纏的基礎上，構建了可用於玻色取樣的多光子可編程量子計算原型機，在國際上首次演示了超越早期經典計算機的光量子計算能力。真正的紀錄刷新始於2020年——76光子的「九章」問世，首次在光量子路線上實現「量子計算優越性」。此後，紀錄被他自己一次次改寫：2023年「九章三號」操縱255個光子，求解高斯玻色取樣比當時全球最快超級計算機快一億億倍；2026年5月，「九章四號」更將操縱光子數推升至3050個，求解同一問題比全球最快超級計算機快10的54次方倍，建立了國際最強的光量子計算優越性。從76到255再到3050，每一次躍升的背後，都是對光子損耗這堵「越砌越高的牆」的正面突破

陸朝陽的貢獻不僅在紀錄數字的刷新，更在於他讓中國在光量子計算這條技術路線上持續佔據國際引領地位。他的原創性工作解決了單光子源和糾纏光子源的品質與效率瓶頸，使多光子糾纏與光量子計算的綜合能力處於國際前沿。國際學術界對他的認可也印證了這一點：2016年被《自然》評為「中國科學之星」，2017年獲歐洲物理學會菲涅爾獎，2020年先後獲得美國光學學會阿道夫隆獎章和美國物理學會蘭道爾本內特量子計算獎——這兩項均為各自領域首次頒給中國科學家。2026年，他榮獲第四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狀。這些榮譽的意義超越個人：它們標誌著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科學家，已經具備在量子科技最前沿與世界頂尖同行同台競技並贏得尊重的能力。

陸朝陽的故事對青年最直接的啟示，藏在他從東陽小鎮到劍橋、再回到合肥實驗室的這條軌跡裡。他沒有等待「條件成熟」才出發：碩士一年級就接手重建平台的任務，回國時實驗室幾乎從零開始，每一次光子數的躍升都是在設備與工藝的極限處一寸一寸推進。他曾被稱為「量子鬼才」，但真正支撐「鬼才」二字的，是回國後十餘年如一日地帶領學生打磨光源、壓低損耗、校準干涉儀的沉默功夫。紀錄會被後來者打破，但一種能力不會：在一個需要長期投入的方向上，把每一步都走得足夠紮實，以至於下一次突破來臨時，你仍然是那個定義紀錄的人。願更多青年從陸朝陽的「九章」之路中看到，真正值得追逐的，不是熱點，而是一條你能用十年光陰把它走成主場的路。

APEC「中國年」進入大灣區

 

文/ 林倫理

2026年APEC「中國年」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確立「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全年約300場活動分佈多個內地城市。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舉行，在此之前，三次高官會分別在廣州、上海、大連召開，而專業部長會則覆蓋北京、成都、杭州、南京、蘇州、香港和澳門等地，涉及數字經濟、貿易、中小企業、財政、婦女等廣泛領域。今日在香港開幕的第33屆APEC財政部長會議，正是11月深圳領導人會議之前最重要的一場財金「預熱」。年青一代應重視亞太的發展。

香港首次承辦APEC財長會，本身就是一個清晰的定位信號。來自21個成員經濟體逾500名財金官員和政商領袖齊聚會展，聚焦四項財金議題：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促進APEC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這四項議題的共同指向，是以金融賦能實體經濟和民生，而非停留在宏觀原則層面。對香港商界而言，這意味着香港的價值不再只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抽象標籤，而是被期待在數字基建融資、普惠金融落地、跨境綠色金融等具體賽道上提供可操作的方案。青年創業者，要重視APEC的未來走向。

真正值得香港商界留意的，是香港與深圳之間形成的一個「時間差紅利」。財長會在香港，領導人會議在深圳，前後約一個月內，預計約1,000名亞太政商界代表往返兩地。這不是兩場各自獨立的會議，而是一條完整的商務動線。業界人士已提出，香港應把握兩會之間的「商旅窗口期」，以「香港＋大灣區」聯合推廣模式，讓來港嘉賓體驗國際金融中心的高端服務，再經高鐵或新皇崗口岸延伸至深圳了解創科產業、到廣州感受商貿文化，將短暫的會議客流轉化為日後重遊和長期商業合作。對港資企業和中小創科公司而言，APEC框架下的貿易便利化、標準互認和中小企工作組平台，是實實在在的訂單渠道和出海跳板，已有港企的產品入選APEC禮品採購名錄，並組建跨境團隊拓展亞太電商市場。

對香港青年來說，今年APEC議程中有一個過去較少出現的專屬入口：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已被列為財長會四項重點議題之一。 中方今年新發起的這一項目已於8月實施，來自18個APEC經濟體的30餘名青年財經人才在上海和廣西圍繞「數字創新促進亞太經濟增長」進行考察和研討，並將在財長會成果中持續推進。這意味着青年不再只是APEC的旁觀者，而是被納入財金合作的人才梯隊。香港青年在語言、專業服務和國際視野上的既有優勢，正好對接數字基建融資、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等新興領域的知識需求。商界層面亦應同步思考：與其等待政策「派糖」，不如主動將青年人才置於跨境金融科技、供應鏈金融和中小企出海服務的實踐場景中，讓APEC帶來的規則對接和市場資源真正沉澱為香港下一代的職業競爭力。

 

(十) 杜江峰：用鑽石「聽」見單個自旋的量子「獵手」

 

文/ 林倫理

杜江峰，1969年6月出生於江蘇無錫。16歲那年，他保送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此後在近代物理系相繼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少年班的日子並非一路坦途，他經歷過迷茫與打擊，本科畢業後留校從事管理工作，但科學的夢想從未熄滅。1997年前後，28歲的杜江峰正式轉向當時在國內幾乎無人問津的量子計算實驗研究，成為我國最早進入這一領域的科學家之一。那時，國際上量子計算的實驗平台主要有離子阱、光子等，而他選擇了一條看似「冷門」的路：用磁共振技術操控核自旋，在液體和固體中搭建量子計算的實驗基礎。正是這種在無人區扎根的耐心，為他日後轉向金剛石中的氮-空位（NV）色心，一個能在室溫大氣下工作的固態單自旋體系——埋下了伏筆。

杜江峰科研生涯的真正躍升，源於他對「探測極限」的持續追問。長期以來，納米尺度的單分子乃至單自旋的磁共振探測被視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杜江峰團隊利用金剛石中NV色心的單電子自旋作為量子探針，在室溫大氣環境下成功獲取了單個蛋白質分子的順磁共振譜，國際頂級期刊《科學》將這一成果評價為「通往活體細胞中單蛋白分子實時成像的重要里程碑」。他不僅做「傳感」，更做「裝備」：團隊自主研製了我國首台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功率脈衝X波段順磁共振譜儀，將核心儀器能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2021年，團隊基於金剛石固態單自旋體系，在真實噪聲環境下利用量子糾纏突破了標準量子極限，使磁測量的靈敏度達到了超越經典極限的水平，為量子精密測量走向實用化邁出了關鍵一步。2025年，團隊進一步在《自然》上發表了糾纏增強型納米單自旋探測技術，在常溫下將探測靈敏度提升至單傳感器水平的3.4倍，能夠區分相鄰的兩個「暗」電子自旋，為原子尺度的量子材料研究打開了全新的觀測窗口。

杜江峰的科學貢獻，不只停留在實驗室的圖表上。他帶領團隊將金剛石量子傳感器推向真實世界的極端環境：2025年，金剛石量子矢量磁力儀首次在深海環境中完成實驗驗證，標誌著量子精密測量技術從實驗台走向了海洋科學與資源探測的廣闊場域。他常說，做研究要有「嗅覺」，要能判斷什麼方向值得扎進去，什麼問題真正具有引領性。從磁共振量子計算到金剛石單自旋量子傳感，從室溫單蛋白探測到深海磁力儀，他每一次「換道」，都不是追逐熱點，而是在冷門處提前佈局，在無人處建立話語權。截至近年，他已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其中《科學》3篇、《自然》2篇、《自然》子刊21篇，並作為第一完成人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多項重要獎勵。2025年2月，他轉任教育部副部長，從科研一線走向更宏觀的科技與人才治理崗位，但他在量子精密測量領域開闢的道路，仍在持續延伸。

杜江峰的故事留給青年最深的啟示，恰恰在於他並非一路「順風順水」。少年班有過迷茫，留校初期做過管理，28歲才真正找到願意為之投入一生的方向。他的經歷說明：起步晚一點、路徑彎一點，都不足以定義一個人的上限，真正決定一個人能走多遠的，是在無人問津時依然保持的「嗅覺」與定力。 量子精密測量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教會人類用最靈敏的方式去「聽」微觀世界最微弱的信號；而杜江峰的科研人生之所以值得青年借鑑，是因為他用親身經歷證明：與其追趕別人設定的熱點，不如在冷門處磨礪一種別人繞不開的能力。願更多年輕人敢於選擇那些需要長時間沉默的方向，把個人的好奇心打磨成國家在關鍵領域不可替代的底氣。

(九) 郭光燦：把中國量子缺失的二十年補回來

文/ 林倫理

郭光燦，1942年出生於福建泉州一個漁民家庭，家境貧寒，但母親堅持送三個孩子讀書。1960年，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無線電系，原本想學半導體，卻因專業設置的陰差陽錯，趕上學校設立氣體激光新專業，從此與光學結緣。1981年，39歲的郭光燦作為改革開放後首批公派學者赴加拿大訪學。在那裡他發現，量子光學在國際上已發展二十餘年，在中國卻幾乎是一片空白。那一刻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我們的量子光學研究做起來”，把中國量子發展缺失的那二十年給補回來。

1983年回國後，郭光燦面對的是一個無人問津的冷門領域。國內學界普遍存疑，經費匱乏、人才稀缺，他形容自己啟動的是一場“一個人的推廣計劃”。1984年，他用從學校申請到的兩千元錢，在安徽滁州琅琊山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一屆量子光學學術會議，當時只有幾十人參會，但種子就此埋下，此後每兩年一屆，從未間斷，到2024年第二十一屆時參會人數已超過八百人。同時，他在國內開設了第一門量子光學課程，將講義整理成書，許多後來成長為中堅力量的研究人員，正是通過他的課程和講義第一次真正走進量子光學。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郭光燦在文獻中看到“量子信息”這個新名詞，敏銳地意識到這將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率先在國內轉向這一領域。然而質疑隨之而來，有人說“經典信息都沒搞清，還搞什麼量子信息”，甚至有人跑到校長那裡告狀，說這是“偽科學”。他連續十幾年申請不到科研經費，在孤獨中坐了多年的“冷板凳”。1998年，他致信錢學森請教方向，錢老回信明確肯定：“應該統一組織全國力量來攻克量子信息系統的技術”；同年的香山科學會議上，王大珩院士也說：“量子科學太重要了，必須要有中國人的聲音”。這些支持讓他在最艱難的時刻堅持了下來。三年後，他終於拿到首個國家級項目和兩千五百萬元科研經費，中國量子信息研究由此從“一個人的戰鬥”走向國家佈局。

郭光燦常說，這四十多年他只做了兩件事：把量子光學理論體系引入國內，在國內率先開展量子信息科學研究。而在這兩件事之外，他做得最久的一件事，是育人。他的實驗室已培養超過九十位博士，其中走出了院士、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十六人、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十九人。2017年，他支持學生郭國平等人創立本源量子，團隊開發出全球首個基於半導體量子芯片的量子計算雲平台，讓公眾得以在線使用中國自主研發的量子芯片編寫量子程序。談及青年，他說：“我所有論文的署名全排在最後，我希望做年輕人的後盾，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去拼搏。”又說：“我這輩子做好了一件事，培養了一批人，希望你們接過接力棒。”從漁家少年到量子先驅，郭光燦用一生證明：真正的前沿，始於有人在無人問津時選擇堅守，成於有人甘願把自己變成後來者乘涼的那棵樹。

(八) 潘建偉：從「跟跑者」到量子世界的「領跑者」

 

文/ 林倫理

潘建偉，1970年3月出生於浙江東陽。1987年，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第一次接觸量子力學時，微觀世界的規律完全顛覆了他的日常認知。然而當時中國的量子科學研究與國際前沿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碩士畢業後，他遠赴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師從量子實驗物理學家安東·蔡林格攻讀博士學位。留學伊始，他便立下心願：在祖國建設一個世界一流的量子實驗室。1997年，他與同事在國際上首次實現量子隱形傳態，這一實驗後來被公認為量子信息實驗研究的開山之作。然而，一次學術會議上的經歷讓他深受觸動——他興致勃勃分享的理論方案，國外團隊早已研究透徹並進入實驗階段。那一刻他意識到：「核心技術只有掌握在自己手裡，才算真正擁有底氣。」

2001年，31歲的潘建偉回到中國科大，組建量子物理與量子信息實驗室。他沒有選擇在國外已有基礎上做容易的跟隨，而是決心「換道超車」。從1997年起，他每年利用假期回國講學，帶動一批年輕人進入量子領域；此後又將一批優秀學生送往劍橋、斯坦福、海德堡等頂尖機構深造，對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學成了，希望你們能回來」。2009年國慶，他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後給海外學生發去短信：「希望你們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這批年輕人後來陸續歸國，從「散落的種子」聚成「一片森林」，成為中國量子科技攻堅的核心力量。

在潘建偉帶領下，團隊在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兩條戰線上同時突破。量子通信方面，2016年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率先實現星地量子通信；2017年量子保密通信「京滬幹線」開通，與「墨子號」對接，構建了國際首個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絡雛形。量子計算方面，「九章」系列光量子計算原型機與「祖沖之號」系列超導量子計算機相繼問世，使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與超導量子兩條技術路線上均實現「量子計算優越性」的國家。他常說：「量子通信守護國家信息安全，量子計算重塑未來算力格局，這不是遙遠的科學概念，是國家長遠發展的底氣。」

潘建偉留給青年一代最珍貴的，不僅是這些成果，更是一種可被接力的精神。他從零起步，靠著「一股不服輸的勁」，用三十年實現了從跟跑、並跑到部分領跑的跨越。如今，他團隊中的「95後」「00後」已經本土培養、本土成長，一入行就站在世界前沿。他寄語青年學子：「中國前沿科技的未來，在你們的接力奔跑裡！」對於有志於科技報國的年輕人而言，潘建偉的故事說明：真正的前沿不是等來的，而是一代人把「跟跑」的恥感轉化為「領跑」的決心，再把手裡的接力棒穩穩交出去。願更多青年敢於選擇那些需要長期沉默耕耘的方向，把個人的學術追求與國家的戰略需求對接，在世界科技的賽道上，跑出屬於這一代人的那一棒。

(七) 肖智勇：為了解月球與火星開疆拓土

 

文/ 林倫理

肖智勇，1986年12月出生，現任中山大學大氣科學學院教授、行星環境與宜居性研究實驗室常務副主任。他2004年進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2013年獲比較行星學博士學位，其間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月球與行星科學研究所聯合培養，此後又在挪威奧斯陸大學、德國弗賴堡大學從事研究。他的成長軌跡沒有捷徑：從地質學基礎出發，一步步走向行星科學的深處，把“石頭”讀成“歷史”。正是這種跨學科的扎實訓練，使他日後能夠在嫦娥探測器傳回的數據與月壤樣品之間，建立起解讀月球撞擊歷史的科學橋樑。

肖智勇深度參與了中國深空探測從“繞月”到“落月”再到“採樣返回”的全過程。自2008年起，他參與嫦娥一號、二號的科學數據分析；此後擔任嫦娥三號、四號月球探測任務的核心科學家，並入選天問一號火星探測任務科學團隊。嫦娥四號在月球背面著陸後，他的團隊根據“玉兔二號”探測數據，推測月下濺射物可能大部分是東海盆地挖掘出的下月殼物質，為理解月球背面淺層結構提供了關鍵線索。在嫦娥五號、六號任務中，他：：承接了首批月壤研究任務，成為連接“天上探測”與“地面實驗”的關鍵一環。

2021年，500毫克嫦娥五號月壤交付中山大學團隊，肖智勇帶領團隊從中挑選出153顆撞擊玻璃珠，系統研究其內部結構與化學性質，發現嫦娥五號月壤高度均一，撞擊玻璃記錄了清晰的成壤過程。他還是國際上首次發現月球厘米級半透明玻璃珠的科學家，開拓了天體撞擊過程的新理論。這些看似微觀的發現，意義卻極為深遠：嫦娥六號從月球背面最古老、最深的撞擊坑採回樣品，而肖智勇的研究恰恰是在為人類首次系統解讀月球背面的撞擊歷史和正背面差異準備“鑰匙”。人類登月固然重要，但要讀懂地球與月球的共同過去需要智慧。

探月的意義，不僅在於“到達”，更在於“讀懂”, 讀懂月球42億年的撞擊編年史，才能理解地球與月球共同的過去，也為未來的月球基地選址和資源利用提供科學依據。肖智勇常說，要“向老專家們學習，立志成為‘大先生’”。對青年一代而言，他的故事說明：真正的前沿未必在聚光燈下，也可能藏在一粒直徑不足毫米的玻璃珠裡。願更多年輕人敢於選擇那些需要長時間沉默耕耘的方向，把個人的好奇心與國家的深空戰略對接，在月球塵埃中讀出屬於中國的科學答案。科學探索要耐得住寂寞，也要見微知著，在細節中找到根由。

(六) 杜夢然：在萬米深淵點亮生命之光的「深潛者」

 

文/ 林倫理

杜夢然，1987年出生於安徽亳州，自幼便對海洋懷有深深的嚮往。2004年，她從亳州一中畢業後考入中國海洋大學，先在化學化工學院學習化學專業，後推免保送海洋化學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隨後申請公派留學前往美國Texas A&M University攻讀海洋科學博士學位。從化學到海洋化學，再到深海科學，她的求學之路看似一步步「跨界」，實則是一條不斷向未知深處掘進的軌跡。2014年，博士畢業後的她選擇回國，入職當時正在籌建的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從此將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的深潛事業緊緊綁在了一起。她曾說：「了解未知的最好方式，就是親自前往那裡。」這句話，成為她此後十餘年科研生涯最真實的寫照。

杜夢然的奮鬥歷程，是一部與風浪共振、與極限較量的深海探索史。從2016年開始出海，她先後搭乘「蛟龍」號、「深海勇士」號、「奮鬥者」號載人潛水器，累計完成30餘次深潛任務，是業界公認的「深海勇士」。2024年夏天，她作為首席科學家，帶領團隊搭乘「奮鬥者」號在西北太平洋千島—堪察加海溝執行科考任務。在一次潛次任務接近結束時，她和下潛隊員決定「繞個路」多看一眼，卻在9533米的深淵海底，意外發現了「像草一樣密集生長」的管蟲群落——那是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化能合成動物生態系統。這次出海，她和同事們在僅1.8米見方的鈦合金潛水器內完成了24次下潛，平均每次約6小時，承受著相當於海平面氣壓1000倍的巨大壓力。此後，她又在南太平洋另一條海溝發現了類似的生態系統，為地球海洋中存在一條全球性「化能生命走廊」提供了有力證據。2025年12月，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將她評為年度十大科學人物，稱她為「深潛者」，表彰她在海洋最深處「見證了科學界前所未有的景象」。

杜夢然的科學貢獻，在於她顛覆了人類對深海生命能量來源的傳統認知。長期以來，科學界認為深海生命主要依賴從海面沉降的有機物維持運轉，而杜夢然團隊的發現證明，在9000多米的海底，生命可以完全依靠海底滲出的甲烷、硫化氫等化合物，通過化能合成作用構建起完整的食物網。這一發現發表於《自然》雜誌，對深海生命潛力及碳循環假說提出了重要挑戰。面對榮譽，她卻始終保持清醒：「這個榮譽不是給我個人的，而是對中國深淵科考團隊的一份肯定。」她所在的「全球深淵深潛探索計劃」團隊，目前已吸引全球10個國家的145名科學家參與，共實施214潛次科考，推動國際深淵科學由孤立性研究向系統性研究轉變。她正在研製「深海原位實驗室」，希望將實驗室搬到海底去，讓深海探索從「帶樣品回來分析」走向「在海底實時觀測」。

杜夢然的故事對青年一代的啟示，遠不止於一項科學發現本身。她從安徽亳州一個懷抱海洋夢想的小女孩，成長為站在世界深海科學最前沿的科學家，靠的不是天賦異稟，而是對未知世界始終不滅的好奇心，以及「既來之，則安之」的韌性。面對「魔鬼西風帶」的劇烈風浪，她學會了不與大自然抗衡，而是隨風浪起伏，抓緊時間吃東西、做事；面對深潛任務的枯燥與危險，她說「深海本沒有路，我們就是開闢道路的人」。她鼓勵年輕人勇敢走向未知：「探索深淵，不只為了觀察神奇動物，更是為了解答生命起源的謎題。」願每一位青年都能從杜夢然的故事中汲取力量：真正的成長，始於敢於走向無人走過的路，成於在黑暗與壓力中依然保持對未知的熱情與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