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和”五小”企業發展

三線建設是中央和毛澤東在60年代中期作出的戰略決策。三線建設於1964年開始，1966年大規模展開，隨後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處於停頓和半停頓狀態。1969年後，國內形勢趨於穩定，當時嚴峻的備戰局面，促成三線建設大規模、高速度地進行。1969年2、3月間要求大力加強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大小三線建設。”四五”計劃以”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準備打仗”，集中力量建設戰略後方。1970年安排的大中型項目，三線地區佔60%左右。全年基本投資總額中，三線佔55.3%，1971年達55%以上。這三年是1949年至1985年36年間，國防工業完成基本建設投資比重最高的三年。

1969年3月，連接中南、西南地區的鐵路幹線動工興建；9月，第二汽車製造廠在湖北大規模施工；11月，由河南至湖北的焦枝鐵路動工興建。1970年5月，湖北枝城到廣西柳州鐵路動工，7月，縱貫西南地區的大動脈成昆鐵路通車。1972年4月，甘肅鋁加工廠建成投產，11月株洲至貴陽的湘黔鐵路通車。至1975年，三線地區共投資1269.67億元。三線地區的11個省，工業總產值提高到25%，全國1500家大型企業中，三線地區佔了40%以上。參加三線建設的工人、幹部、科技人員、解放軍和民工發揚不怕苦精神，在異常困難的環境中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系統，成為中國經濟建設史上的壯舉。

文革中，受極左思潮的干擾，農業生產兩年處於下降和停滯局面，報刊上連篇累牘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掛帥”、”物質刺激”，全國農村必須學大寨，要”窮過渡”，對農業生產產生了消極響。1969年後，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推出一些重要的農業政策。1970年，國務院在大寨和北京召開農業會議，雖然仍以”農業學大寨”為號召，但實際上對當時大寨流行的極左做法有所限制，允許生產隊因地制宜種植，反對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1970年全國農業生產取得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地方”五小”企業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

從1970年開始的五年中，中央財政安排了80億元專項資金扶持地方”五小”工業，並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發展各地中小鋼鐵廠，形成服務農業的小而全工業體系。上海等各大工業城市為全國地方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設備，促進了”五小” 工業的迅速發展。1970年全國有300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90%的縣建立了農機修廠、拖拉機廠和機具製造廠。”五小”工業對地方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使工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少社隊企業將利潤所得投入農業，支持了農業的發展。”五小”還培養了一大批生產經營人才，為80年代後鄉鎮企業的崛起打下了基礎。雖然”五小”也有缺點，但好處還是不少的。

談民主與法治

現代社會人人都愛談民主。民主在五四運動後，被當時的知識份子當作德先生請到中國來。在文革中，德先生變成了大民主，被當年的紅衛兵搞到天下大亂。香港在佔中一役，出現了黃衛兵，也以民主之名批鬥國內遊客、挑戰警察、用尿淋執法警隊、用粗口罵維持治安的警員，甚至發展到燒的士、打警察、四出挑釁正當商人。這些黃衛兵還鬧到大學，批鬥大學校長和校務委員，連選誰不選誰做校長都要干涉。總之，這些黃衛兵無法無天，視法律如無物，認為他們請來的德先生就大哂，其他人都得靠邊站。

德先生(Democracy)最後在香港變成”掟毛食屎徒”(Demosisto)，到處尋釁滋事，連一些與公民黨有聯系的法官，見到黃衛兵被告上法庭，都從輕發落，認為”掟毛食屎徒”在為”民主”奮鬥。這種不嚴格按照法治精神治理違法者的行為，讓違法行為無限澎漲，變成擾亂社會的導火線。人們看到社會上惡人比警察還有權威，警察很多時候像小媳婦被惡婆婆般罵得不敢還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去騷擾民眾的壞人，越來越多，警察拿他們沒辦法。人們慨嘆警察已給黃衛兵搞到失去應有的功能，黃衛兵視自己為管治社會的力量。

這種角色錯位，是由政府內部公務員偏黃的思維在起作用，以為民主大哂，民主不受法律管治。他們搖擺於”球員”、”裁判”與”教練”之間，不能正確看待自身法治與民主實踐的責任角色。現代社會，濫用權力逾越正義和道德邊界固然不受社會認可，但當有人逾越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尚不以法律嚴格制裁，這個社會終將給這幫人搞到法律不成體統，法治成為在”民主”名義下犯法的保護傘。黃雨傘之所以能夠在香港橫行一時，就因公民黨的律師是挑戰基本法的罪魁禍首，而司法界亦有人對民主與法治的理解不清。

民主的基礎是國家憲法，而香港人的民主權利受到基本法保護，如果香港有人離開基本法談”民主”，就是離經叛道，他們談的”民主”，不是美國的或英國的，就不知是那一國的民主，完全脫離了現實，根本無法在香港實行。受過英式教育的法官，必須弄清身份，知道自己是那一國的法官，然後以基本法作為自己執法的基礎，才能得出保衛香港法治的正確判斷。香港必須建立正常的法律秩序，維護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精神，吊銷反基本法律師的資格，也要整頓司法界內的黃色思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才有可能實現。

“四五”計劃制定和”三個突破”

自1969年開始，由於形勢相對穩定，社會生產比較正常進行。經過幾年的動亂，廣大民眾希望結束紛爭，發展生產。1969年全國掀起的戰備高潮，以戰備為主任務的建設得到迅速恢復和擴大。根據周恩來指示，中斷兩年的全國計劃會議以座談會形式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中央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整頓生產秩序，真接派出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頓的工程迅速重新上馬。1969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扭轉了文革造成的滯後局面。

1970年2月15日召開全國會議，擬定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把對付外敵大規模入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強調集中力量建設三線戰略後方。工廠佈局要求”靠山、分散、隱蔽”。每個大協作區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冶金、國防、機械、燃料、動力、化學等工業，建設比較強大的農業、輕工業和比較發達的交通運輸業。”四五”期間，除少量受資源限制的產品，盡可能做到自給自足。由於急於求成，依然存在冒進傾向，忽視經濟效益和人民生活，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雖然這些計劃難以避免出現的缺陷，畢竟結束了文革的無序和無政府狀態。由於國務院有力的措施使建設有所進展。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及廣大群眾對動亂的抵制與抗爭，減少了文革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但這種增長帶有恢復性質，大家對實際情況缺乏清醒認識，認定是”抓革命，促生產”出現的”新躍進”，促使一些人產生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高速度的追求。”四五”計劃期間的不切實際指標，不惜代價建設強大戰略後方，發展小而全的經濟體系。各地區、各部門層層加碼，冒進之風又起。各種”會戰”層出不窮，互相攀比，爭相鋪攤子，國家基建計劃一再被突破。在這種氣氛下，盲目上項目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導致佈局分散，管理混亂。基本建設投資過多，擠了農業、輕工業，給經濟發展留下隱患。

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局面，使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800億斤，大大超出預定計劃。隨之而來出現了貨幣發行量的突破。周恩來尖銳地指出：”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個突破”。1972年為解決糧食困難，除進口外，還挖了國家糧食庫存。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一場向地方盲目下放權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大變動，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這樣短時間裡過多、過猛地下放大量骨幹企業，打亂了原有的協作關係，造成企業管理混亂，難以維特正常生產，大大降低了經濟效益。

香港政府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政府是否要包香港人幸福？

答案是否定的。幸不幸福是人的選擇，你選擇自我滅亡，自我墮落，你就自己折墮；你選擇上進，自強不息，你就找到快樂。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人的想法千差萬別，香港政府要建成一個環境，有給人去追求自由意志的條件，有環境給人去自由發展自己的理想而不妨礙人家的自由和理想。這樣的政府才是香港市民所擁護的環境製造者。黃韻詩要自由，又不讓人家有按勞工法解雇她的自由，這是香港市民所不理解和容許的行為。

政府是否要包你生、老、病、死？

政府沒有這麼大能耐，政府要努力建設良好的經濟環境，讓人能夠在其中休養生息，發展自己。每個人都要通過完善的社會制度，努力發展自己，給自己買好保險，生兒育女，接受教育，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生、老、病、死作好規劃，對自己負責。政府要創造條件，用好公共資源，辦醫院、學校，文化設施，讓社會有條件去進步。要政府包你由生到死的想法，是廢人的想法，是不能做到的。但救濟有需要的人是一種社會慈善工作的一部份，政府會鼓勵人們去做。

政府要保護違法和反政府人的權利？

違法和反政府權威是現代社會絕不容許的行為。有人以為民主、自由也包括了這種主張和自由，完全脫離了現實政治和社會規則。法律由前人經歷無數事件逐步發展和訂立，要改變也必須通程序逐步改善。任何自說自話，強要政府服從的行為都會削弱政府的權威，會增加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法治是社會基石，任何人都不能隨意破壞和削弱政府的管治權威。嚴正執法正是克服擾亂社會穩定和平靜的手段，政府不能自廢管治武功。

基本法是否可守可不守？

基本法是強制性的法律，任何不願意遵守的外國遊客，就一定不會被批准在香港逗留。不願意遵守基本法的香港人就最好不要在香港居住，自行選擇去一個自己喜歡的地方生活。勉強自己在香港居住，而又做出本土分裂和要求獨立的行為，不但侵犯了香港居民的安寧，擾亂了社會的穩定和繁榮，還對全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必會受到懲罰。政府不對你採取行動或懲罰，就會違背全中國人民的意志，這樣的政府不受人民擁護。因此在政府內工作的人員必須嚴正執法，去除禍害香港的不法份子。

戴耀廷又搞違法”雷動”

戴耀廷是違法鼻祖，香港真多得他不少。他現在又想以違法行為替泛民助選。助選本來沒有問題，但香港選舉規定，爭取選票的過程，經費有個上限，不能超越限制。戴耀廷的”雷動計劃”就是幫助泛民的候選人突破經費限制，為他們在背後投放更大宣傳和競選經費，而不計入最高限制之內，助其上位。這種行為屬違法行為，只有無法無天的人才會去高調公開自己的行動，企圖迫政府接受他的違法行為。繼違法佔中後，戴耀廷又在搞違法的”雷動計劃”。政府和市民必須合力反對戴耀廷的違法行為，將其繩之以法。

佔中一役，香港吞下了戴耀廷違法的苦果，現在是否又讓他的”雷動計劃”橫行霸道？市民和政府是否聽之任之，應好好思考。”雷動計劃”背後有金主，首先必須切斷其政治黑金洗白的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出其不意，將其打垮，不能像上次佔中霸路那樣讓他橫行無忌。政府必須成立專案小組端掉他的犯罪團伙，讓他”雷動”不得。戴耀廷當然考慮過各種法律隙去鑽，但捉賊必須先佈好天籮地網，讓犯法者自己鑽進出，然他將之殲滅。只要做好準備，不讓壞人有機可乘，違法份子再周詳的計劃也無計可施。

戴耀廷公開他的”雷同計劃”破壞公平公正的選舉原則，政府和市民也必須公開打擊他們違法行為的決心和計劃。違法份子在政府道高一尺下，就會魔高一丈，因此政府必須在此基礎上再來一尺，違法份子就無所施其技。一切在於決心，在於克服違法份子給香港製造的困難。香港必須在法治上狠下苦功，不再縱容，否則久而久之，違法份子就為讓整個社會潰爛，難以治理。執法和司法必須牢牢掌握在市民和政府手上，否則香港就難以再起成為活力無窮的亞洲小龍。法治是香港東山再起的基礎和一國兩制的保障。

對於”雷動計劃”幕後的勢力，人們已經覺察。他們百密必有一疏，執法人員只要用心去追尋，嚴密行事，必會有所獲。這次再也不能讓戴耀廷的”雷動計劃”雷打不同，聽之任之，而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之擊潰。全香港市民要配合政府行動，任何社會壞份子就無法給香港造成傷害。戴耀廷及其背後勢力要把拉布和搗亂議員送入議會，政府和市民就要動員起來，讓真正肯為香港出力的人讓他們成功當選。全香港市民必須看清誰在為香港的福祉工作，誰要把香港拖垮以利於國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振興的計劃。

全面展開”鬥、批、改”

九大之前，毛澤東提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毛澤東希望通過這個運動，在各個行業落實一些政策，清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影響，樹立新風尚、新思想，鞏固文革成果，達到促生產、促戰備的目的。他親自抓”六廠二校的典型。當時大多數各級領導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很多教授、專家、工程師、作家都被當成”反動權威批鬥。”六廠二校”經驗提出”一批二用”、”注意政策”、”給出路”，強調”抓革命，促生產”，抑制了極端化，對緩和矛盾起到一定作用。

“鬥、批、改”主要內容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對象是所謂”走資派”及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以及群眾組織裡的壞頭頭和”混進組織裡的壞人。清理隊伍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成為派性鬥爭、挾嫌報私、排除異己、打擊報復和處理”歷史問題”的堂皇理由。許多人被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誣為”階級敵人”。1970年1月和2月”一打三反”運動，再次釀成大量冤假錯案。清查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也沒有正式宣佈完成，株連大批親屬，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嚴酷氣氛。”整黨建黨”，防止官僚和腐敗，毛澤東原想建立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但當時不提領導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

整黨要吐故納新，清除廢料，吸收新鮮血液，抽象地講，並沒有問題，但在文革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吸納的都是”造反入黨”、”吐疏納親”，結果一部份符合條件的黨員被排擠，接納的一部份卻是不合格的黨員。這次整黨運動，發展出嚴重的個人崇拜、無政府主義、破壞組織紀律、爭權奪利、大鬧派性，使組織處於很不正常狀態。但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恢復了組織生活，對遏制造反派勢力、穩定局勢有一定作用。”教育革命”，各城鎮、農村實行三結合領導體制，這措施從體制上否定校長、教師在學校中的主導作用。學校正常的秩序被打亂，編寫的教材凌亂，水平低下，影響教學質量，貽誤一代人。

1971年8月13日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審定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成為廣大教師乃至知識份子的精神枷鎖。當時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和服務業停滯，城市積聚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毛澤東發出上山下鄉的號召。大比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擔任生產隊幹部、小學教員，甚至”赤腳醫生”。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到邊疆接觸生產實踐，貢獻青春年華，後來也出現了一批國家建設人才，但也給國家造成了人才斷層。幹部和科技人員被派到農村或”五七”幹校，擔誤了寶貴的科學文化研究時間，給國家造成損失。

香港需要什麼樣的議員

香港目前亟待解決的就是議會的文化，有什麼樣的議員，就有什麼樣的文化。鬥爭文化，還是合作文化，是香港落後還是進步的標誌。合作不是和稀泥，合作是精明地去選擇和協商，找出較優方案，堅決、快速地決策，爭取時間完成任務，香港必有所成。不分清紅皂白，把建高鐵說成是”大白象工程”，建大橋也是”大白象工程”，搞到最後香港人都成了白癡，浪費了幾十億，什麼都做不成。擔誤時機，喪失時間，不是幾百億，上千億能補償的損失。這種議員在議會中的行徑不知所謂，實在達不到市民要發展的期望。

拉布成為反華行動的一部份，在香港製造紛爭，拖香港後腿。普選不贊成、建設要反對，連中央和人大的決定都要否定，這些議員是在為香港和國家做事，還是在為敵對勢力效勞。這些人連保衛國家安全的23條都不願意立起來，可見這些人非我族類，搞政治的專家應該有一套方法對付之。用階級敵人鬥爭方式去進行，在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社會走不通，但用國家安全法和擾亂社會安定罪將其繩之以法還是管用的。現在就看政府到底有多少決心去撥亂反正，糾正社會歪風邪氣。以法治邪，是改變風氣的法寶。

議員是否能協助政府創新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讓香港繁榮，使大家共享社會建設的成果，是議員的責任。議員不能獻出力量達到市民的訴求，實有負市民所托。市民希望香港建成一個智慧城市，對金融、旅遊、航運、服務、科技都能有一個交流的平台，促進香港繁榮。壓抑樓價，打擊炒風，讓市民安居樂業也是市民所期望的。協助政府多建公共屋苑，增加公共設施，為社會積累公共資產是市民所望。對於發展教育，培養好社會接班人是全社會的期望，議員在這方面出了多少力呢？教學生反叛是邪路。

社會需要建設好醫療衛生事業，照顧好病弱老人，發展文康事業，都是社會所需。拖死西九文化、反掉為2023年而建設的亞運體育設施，都有違市民的願望。作為議員應好好反思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是否符合香港市民的要求。過去的已無法補救，未來只能更努力地去追趕。選好議員，為香港出力，是全香港市民的期望。全社會都要好好思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議員為香港服務。繼續搞鬥爭，繼續反中央，甚至走向港獨，給年青一代灌輸鬥爭思維，讓他們去革命，無疑是叫他們去送死。我們需要這樣的議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