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和派工作組的分歧

中央正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26日在北京召開，議程由毛澤東確定，但會議期間毛澤東卻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向毛澤東匯報。林彪在發言中誣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反黨集團，要搞反革命政變。會議決定停止他們的職務，並於5月16日發出通知，經毛澤東七次修改，對彭真”二月提綱”作了全面批判，指他們掩蓋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通知還說，這些人正受信用，被培養成我們的接班人，如赫魯曉夫一樣，是睡在身邊的野心家。通知帶有嚴重的錯誤論斷，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依據，認為領導層已出了”修正主義”。

5月18日，林彪作長篇講話，說近幾個月要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羅列了古今中外政變事例，危言聳聽說，”可能要發生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林彪還竭力鼓吹個人崇拜，說毛主席一百多歲都是最高領袖，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他的講話造成極度緊張的氣氛，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中央在彭真落台後重設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副組長為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逐步不受中央政治局的約束。

江青和康生等人將通知內容散播到社會上去，報紙大批判的勢頭越來越凶猛。鄧拓、吳含、廖沫沙分別在《北京晚報》發表的雜文，廣徵博引，知識性強，委婉批評”左”傾錯誤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此時卻遭受攻擊。何明在《解放軍日報》等發表短文指他們的文章都是經”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一時”大陰謀家”、”牛鬼蛇神”、”黑幫”、”毒箭”充斥報端，宣傳領域一片殺伐之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毛澤東因此擔心政治批判不足形成強大的衝擊力。此時正好北京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違背周恩來的規定，在校園公開貼大字報。

毛澤東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後來被稱作”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指北京大學黨委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號召把他們打倒。這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大中學校學生都起來反”修正主義”。由於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面對群眾起哄，主張加強黨的領導，約束狂熱情緒擴散，派出工作組去做工作。毛澤東有不同意見，認為太快派工作組並不好，認為要天下大亂才能大治。此時許多教授、專家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有些學生不經工作組自行組織批鬥”黑幫”，將幹部、教師抹黑臉、戴高帽、罰跪、扭打、侮辱，工作組發現後制止，造成分歧加劇。

通識教什麼？

美國人來自世界各地，各有各的祖國，難以統一這麼複雜的民族結構。為了讓美國公民有一個統一的思想，認同美國，在入籍美國時必須通過通識考試，對作為美國人有共識後，才能成為美國公民。通識就是要統一人的思想，了解自己效忠的國家，從而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香港的通識教育在這方面做了什麼？達到了什麼目的，作為香港政府的教育部門應好好思考，看看應怎樣管理通識老師，給他們什麼樣的培訓以達到統一中華民族認知的教育。抗拒對學生負責的老師，說愛國教育是”洗腦”的人，應予以處理。

歷史教育不只是簡單的記住人名和日期，而是記住事件對中華民族的教訓和啟迪。通過歷史明辨是非，對中華民族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的認識，從而對中華民族走過的艱辛道路更加珍惜。引導年青一代為國家民族遮風擋雨，成為有承擔的一代新人，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工作。以錯誤思想去培養出賣民族利益，為害人民的一代，國家必面臨被破壞的危機。正藉中華民族要復興之際，香港出現扭曲歷史教育，散播分離主義思想，指愛國主義教育為”洗腦”的人，香港市民必須警惕，不能讓這種民族敗類的行為得逞。

特區政府應怎樣處理好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責無旁貸，當仁不讓，必須組成堅強的班子，採取必要的手段，加強視學，管理好通識教育的老師。選拔優秀的年青老師加以培訓，讓他們承擔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統一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和正確認識，任務艱巨，必須從現在起就要進行工作。失去的時間不可追，但往後的路更漫長，必須急切以對下一代負責任的態度，為民族和國家培養出有活力的公民，讓國家民族在世界生生不息。中央提出兩個一百年思維，就是在2021年和2049年建國100周年時，中國要成一流國家。

這個思維就是中國夢，就要在這一時期提高學生的素質，成為有愛國思想，為中國人民在世界做出更大貢獻的一代。”一帶一路”以中國為起點，建設美麗家園和世界，讓人類在共建、共贏、共享的基礎上建設和諧、和平的社會。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但愛國家，愛民族的思維必須統一，不能離經叛道。不遵紀守法，沒有方圓，香港就不成規矩，必遭外敵分化侵擾。分裂祖國，要獨立成王的思想不符國家憲法，不是中華民族的選項，而是民族罪人。認為有自由這樣做的人，請去美國看看他們會給你這個自由嗎？

文藝批判導致 領導人撤職

毛澤東是中國偉人，抵抗外侮，平定內亂，建立新中國，但對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策，後人必須引以為鑒，不能盲目掩蓋或辯護。對的錯不了，錯的也對不了，歷史必須尊重事實。作為偉人，毛澤東完全有能力去承擔歷史責任，為自己的政黨改正錯誤，走出文革陰影。烏雲始終不能永遠擋住太陽的光輝，但毛澤東同陳伯達等人1965年底在杭州的談話，認為”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揭開文革陰暗面。談話傳開以後，批判調門提高，範圍迅速擴大，許多學者、作家心情緊張，惶惶不安。《紅旗》雜誌編委關鋒、戚本禹寫了批判文章，由彭真召開文革五人小組會議，把批判控制在學術層面來討論。

五人小組定出提綱，不贊成把批判變成嚴重的政治批判，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能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有不同意見可保留，以後繼續討論。報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經討論，予以認可。彭真、陸定一、康生等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也沒有表示反對。中央發文件要求各級黨委”照此執行”。江青等人對此極為不滿，不久即圍繞”二月提綱”開始一場新的、更為嚴重的鬥爭，將意識形態領域和文教部門擴大到政治和對高級領導機關的鬥爭，指他們包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江青把《海瑞罷官》的批判，變成了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係起來。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指責文化部不貫徹她文藝工作的意見，不支持她搞京劇革命，專了她的政，要解放軍支持她。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向黨委匯報會議起草的紀要，引起江青不滿，派陳伯達、張春橋參與修改。修改後，提出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個紀要全盤否定了建國17年文藝工作的成績，進而否定一些領導人提供的理論依據。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在領導層展開奪權活動，指中宣部是閻王殿。

1966年3月28-30日，毛澤東在上海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份子，不分是非。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的談話，關鋒、戚本禹發表了一批殺氣騰騰、羅織罪狀的文章，把這場”革命”轉向政治。楊尚昆因職責範圍內整理文件的工作，被誣陷為竊聽和把內部資料給人抄錄。林彪和妻子葉群會同吳法憲、李作鵬親筆向毛澤東寫幾份材料誣告羅瑞卿要奪取軍權。不是中央委員的葉群在中央委員會議中誣告羅瑞卿要搶林彪的班，導致了彭羅陸楊被撤職。

香港往那裡去？

張德江回京城去了，反對派說要和中央溝通，張曉明是中央派駐香港的辦事處主任，本身也是中央候補委員，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呢？張曉明邀請反對派到中聯辦吃飯，反對派擺款不肯來。你要人家和你溝通，你是否也可邀請人家吃飯，看人家會否跳草裙舞？根據與張曉明熟悉的朋友說，他為人有原則、謙和、有禮，絕不會”高鬥”到不與人溝通，不聽不同意見。你的意見是否可行，你別當人家是傻仔。你叫張德江阻止梁振英競選連任，人家心想，你作為民選議員，怎可說出這種話？你心中把民主放在什麼地位？

不理性的東西最好不做、不說。香港應回歸理性，回到為香港發展的道路上去。香港對外貿易和金融運作有很多經驗，一帶一路發展正是香港好機會，除了向國內走之外，向一帶一路探尋一條道路，是香港今後十年的新增長點。據我接觸的朋友中，很多都已開始走這條路，探尋俄羅斯、蒙古國、東歐、東南亞，甚至非洲等國家的機會。香港不少企業和國內派駐一帶一路機構抱團參與活動，了解最新情況，為未來十年的發展作準備。張德江撐香港走一帶一路的道路，除了考慮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外，也關顧香港。

古人說，要攘外先安內。攘外就是要抵抗外來反華勢力，同時也要消除內部反動勢力。在這個基礎上，香港可到國內發展，也可把事業發展到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當然，政府可分由兩部份人處理工作，一部份走出去，一部份處理內部事務。香港走出去的人才”大把”，要什麼人有什麼人，容易處理；內部事務涉及政治，香港人才稍有欠缺，必須要有來自國內的援助。香港關鍵的問題在教育，必須把教育去殖民地化，把國語作為必修科，英文作為輔助，相輔相成，不能重英輕中。這樣香港才會成中國的國際城市。

香港必須著重培訓歷史老師，組織500名對歷史有興趣的年青老師，到中山大學接受密集培訓，然後派到各中小學作為國民思想教育的導師。這些老師除了對中小學進行歷史知識的教導外，還必須對國家民族的發展給學生指出方向。沒有正確的教導，沒有對國家有正確的認識，都是道聽途說，扭曲歷史的歪論，要年青一代成長為對國家建設有用的人，就難如登天。香港歷史教師中，很多都是充滿反共思想和歪論的人，要他們教出合格的老師，實可能性不高。在這方面一定不能客氣，當仁不讓。國家必須出大力。

文革的導火線

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國家克服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完成了調整工作，從1966年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人民群眾滿懷信心，準備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工作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此時，亞、非、拉國家民族鬥爭和武裝革命風起雲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日益高漲，左翼思潮在不少國家得到發展。越戰升級，中美處於對抗狀態，中蘇處於意識形態的激烈爭論中，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也處於緊張狀態。這些情況都影響著國家領導人對整個世界形勢的觀察和估計。毛澤東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變成了修正主義，中國也面臨著復辟的現實危險。

毛澤東之所以採取”文化大革命”這種極端形式，是因為過去幾年的農村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內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才能“避免出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國家領導體制高度集中，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使黨和國家都難於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使國家陷入嚴重挫折和損失，給人民帶來痛苦和社會主義遭到挫折的浩劫。

國家在文化大革命艱難時刻，廣大幹部和人民也以各種形式抵制，但始終控制不了他的發展。國家雖然受到巨大損失，但廣大的科學工作者，抵住困難，為國家在尖端科學技術取得了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這些成就與”文化大革命”無關，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毛澤東出於對”修正主義”的憂慮，於1966年10月開始文革，迅速從文化、教育領域及黨政機關擴展到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導火線由批判歷史劇展開。

江青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認為《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多次向毛澤東說該劇在為彭德懷翻案。毛澤東初時雖不同意，但後來被說服了。江青到上海和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由寫作組姚文元執筆，除毛澤東外，背著政治局常委秘密進行。這篇文章刊登後，在學術界普遍引起反感。許多著名學者斥責姚文元陷人於不義，表示如果整吳含，所有知識份子都會寒心。中央曾有過規定，對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經過批准。彭真當時為北京市市長，對副市長的文章被批判感到極不正常。姚文元的文章在十天內，北京和全國報刊未作轉載，毛澤東認為彭真是吳合後台，針插不入，由此引起了反彈。

張德江的清晰信號

“誰來埋單？”是張德江臨別贈言。反對派折騰香港，香港人沉默不語，甚至還說出模棱兩可的話，法官做出對佔中份子鬆，對反佔中人士緊的判案例子，都是對香港不利的行為。近年愈演愈烈的拉布，反政府行為和阻撓香港建設的做作都讓香港受傷。反中央、反共、反華大合唱，張德江也直接警告這一小部份人，指為一點用處都沒有。這一切都只能在折騰香港，讓香港發展不起來。反對派議員真要對他的選民負責，應反思他們在做些什麼？香港市民應認真思考，他們要揀選那種人進入議會，為香港服務。

我注意到張德江反複講了兩遍730萬香港人，著重講730萬這個數字。這是明晰的信號，叫香港政府要做好團結和教育這一部份市民的工作。為什麼他說730萬，不是800萬或750萬？那是國家在香港作過精確計算，知道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有730萬人，不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外邦人的有幾十萬人。他在香港所說的話不是對所有在香港的居住的人說，而是有針對性的730萬人。如果我們730萬人仍然讓那幾十萬人在香港爛搞，我們730萬人就要為這幾十萬人毀滅香港的行為埋單。如何處理？應食腦。

鬧本土分裂，搞港獨，沒用。他的意思就是叫香港別擔心，這方面國家自有辦法。有強大的祖國做靠山，本土分裂和港獨只是等死的問題，沒有變天的可能。黃之鋒這些黃毛小子到馬路做出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想引導更多無知少年做出反叛行為，都屬徒勞之事。除了被押上警署和抄家之外，還能得到什麼？煽動和鼓勵青少年做出這種行為的傳媒和文人應好好思考，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去了那裡？我聽李卓人在街頭大聲叫要”真普選”，要張德江聽他的聲音，但他身在香港聽到了730萬中國人要發展的聲音沒有？

你要香港730萬人為你的拉布行為”埋單”，你知道悔過和懺悔嗎？你說高鐵是大白象工程，你知道這個工程在養活成千上萬的工人嗎？將來建成後還要養活更多的香港市民，難道你一點都不懂嗎？阻礙香港發展，是黑金給你們的任務，但你們不能拿了政府的錢又拿中情局的黑金，為害香港。你們貪得無厭，罪惡滔天，總有一日天要來收伏你。妖魔鬼怪都是730萬以外的人，你就是其中一個，你和你的支持者是在為工人利益著想嗎？你是真正的工賊，也是香港市民的公敵，總有一日你的下場就是神給你的公審。

張德江判本土分裂主義死刑

張德江指出借本土搞分裂，抗拒中央，排斥一國，打出港獨旗號，不是本土問題，而是分裂行為，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不能姑息違法行為，必須嚴懲。怎樣嚴懲？香港人應有智慧和方法處理。保衛香港運動負責人傅振中就提出嚴懲的主張，防止分裂主義漫延。司法機構責無旁貸，必須研究出有效的方法，阻止港獨勢力在香港與藏獨和台獨合流。昨晚反對派中的台獨和藏獨份子，企圖以台獨和藏旗衝擊市民歡迎張德江的集會，給警方阻止。其後女長毛借尿遁，抬著藏獨旗走出示威區，給在場的市民指斥嚇退。

香港市民不是沒有覺悟的，什麼正確，什麼錯誤，心中都有一本帳，對於反對派助長錯誤思想的發展，為害下一代，把毒藥當寶送給年青人，必鑄成大錯。黃之鋒一類人如中邪一樣走上反國家的道路，最後對香港社會造成的惡果，必須由喜歡吃禁果的人自己去承擔。上帝叫亞當別去嘗試，夏娃當是春藥，為求一時快樂，叫亞當去嘗嘗，結果鑄成大錯，追悔莫及。人從地堂跌落人間地獄，經過數萬年後才在耶穌的打救下看到生機，但尚未能完全走出祖先犯下誡條造成的惡果。香港人應警惕反對派錯誤的鬥爭思維。

建設香港也和國家建設的歷史一脈相承，必須順應歷史潮流，吸取歷史教訓。建設香港不能用群眾鬥爭方式去進行，必須同心同德，跟著國家政策走，以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理念去做。以分離和分裂國家的策略去做，必造成不可挽回的錯誤，讓香港受損。張德江好言相勸，直指要害，如反對派和跟從附和者不知回頭是岸的道理，那只能受上帝的懲罰。上帝是大慈大悲的，但對不知悔改的罪人，也只能讓他去十八層地獄承擔苦果。世人也只有在賞罰分明的世界中學會如何做人，做一個誠實、有良知的中國人。

反對派想借張德江訪港反對一國兩制，企圖取消一國，也想借此機會要取消中央任命香港特首的權力，以拉梁振英落台作為實現目標的策略。這些情況中央看得非常清楚，明白其中的奧妙和詭計。一些有登大位要求的人樂見其成，但基本目標不可能實現。董建華提早落台，並沒有換來安寧，換上港英培養的曾蔭權也一樣不見效果，再按反對派的要求做，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意見，其結果必是毒藥一劑，讓香港反對派像吃了鴉片和毒品一樣，越來越”hi”。張德江宣判本土分裂死刑，再搞，在政策調整後，必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