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建構新美學和文學體系

王國維浙江海寧人，生於1877年，留學日本，精通日文、德文、英文，對於德文哲學原著能夠輕鬆閱讀。他是中國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的先驅，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研究現代美學的第一人。他的現代美學研究和中國古代文學美的批評，奠定了中國美學現代傳統的基石。”文章千古事，亦與時枯榮”，王國維的巨著大論《人間詞話》、《宋元戲劇史》、《觀堂集林》、《紅樓夢評論》，燦若星辰耀後世。晚清中國政治經濟衰弱，在西方堅船利炮下，任人魚肉，國人皆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卻想以培養”完全之人物”救國。

 

1906年，王國維寫出《教育之宗旨》，提出美育一詞，要德、智、美、體四育並舉。他特別突出美育的作用，認為美育是”德育與智育之手段”。王國維認為美育的主要手段是文學藝術，”最神聖”、”最尊貴”，像宗教一樣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深層次的影響。他指出小學音樂課的目的：為調和感情、陶冶意志、鍛煉聰明官和發聲器。他的論述對現世教育還有現實意義。他指出，成大事，做大學問，必須站得高，才能望得遠；必須不怕路途遙遠和艱難；必須歷盡磨難，”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爛珊處。”

 

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任導師時，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四人被稱為”五星聚奎”。他們桃李滿門，影響了中國幾代史學界的思想。陳寅恪評價王國維，說他是關係民族盛衰、學術興廢的大師巨子，認為他的學說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壞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和香港大學的陳文敏和戴耀迋真有天淵之別，教人違法，對抗領導中華民族振興的中央領導，簡直漢奸所為，香港害蟲。王國維淡定、冷靜，摒棄急燥，從教育入手，融中西思想於一爐，改變當時困局，培養”全人”之國民。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國維勸誡學生必須登高望遠，看到民族的希望，國家的前途，共赴國難，陶冶意志，振我中華，擺脫西方的控制。只有每一個國民都成為有品格，有志氣的中國人，中國就能奮發向上。沒有”完全之人物”，國家就寸步難行，不受西方控制和侵凌就是沒有可能的事。香港出現了倒向西方，遏制自己國家發展的小人，就因教育出了問題。何謂美？愛國就是美。何謂”完全之人物”？自信、勇氣、跋山涉水找”雪蓮”，歷盡磨難，為國家民族找到一條崛起之路的英雄豪傑。

侵華日寇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

1938年11月，日本御前會議制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對日寇軍事佔領區肆意掠奪，規定在華北和蒙疆地區對資源進行開發，中國要”提供特殊便利”；對於中國財經政策，”日本給予必要援助”；貿易”採用妥當的關稅制度和海關制度，使中國對日本的物資供應”趨於便利、合理”；在交通通訊等方面與日本”合作”；在農業方面，中國要”設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資源”。這就是日寇對華的”經濟提攜”，也是台灣李登輝跑對日本感謝日寇侵佔台灣時對台灣”提攜”的原因。這都證明了李登輝和汪精衛都是漢奸的證據。

 

日寇在蘆溝橋事變後，為了戰爭需要，在滿州建立重工業開發公司，壟斷鋼鐵、輕金屬、汽車、飛機、煤炭等的經營，還制定1937至1946年的兩個產業五年計劃，掠奪東北資源，實行百萬農戶移民計劃，圈佔大量土地。在金融方面，日偽先後設立20餘家銀行。1938年在北平設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設立支行30餘處，是華北”臨時政府的中央銀行。1941年汪偽政府成立後，發行偽鈔，取代”國庫”，控制各地方銀行，以日偽發行的大量偽鈔和軍票掠奪中國物資。敵人用”中日合作”方式，引誘中國資本家上當受騙。

 

1940年3月汪偽政權建立，日寇採用更有欺騙性的辦法，聲稱”將以若干財產交還給合法的原主”。但所交還的工廠企業，只限於”軍管理”的單位，實則這些公司早已併入”國策公司”，餘下的也不交還原主，只是交給偽政權，由偽政權去談判，”償還”大筆費用後才能收回。總之，淪陷區的工礦企業完全為敵人所直接控制。在農村方面，日寇強佔土地，中日實業公司沒收軍糧城、茶淀兩大農場，日偽合辦的墾植公司圈走大量冀東沿海土地。日寇修軍營、倉庫、碉堡、公路、封鎖溝牆、飛機場，更是任意侵佔，為所欲為。

 

對於收購農民勞動所得，1938年西河美國種植棉花在天津市場每擔價格65元，日偽統一收購價為38元，讓農民生活更加艱苦。日寇對糧食強行徵購，造成大量饑饉和死亡。日寇還對青壯年進行掠奪，從1939-1942年，日寇僅在華北就拉走六百萬人到東北從事苦役。到1944年還有26萬6千人被抓到日本當苦工。對於日本侵華時期的不人道行為，作為有良心的人，全世界都應給予譴責。對於不肯承認錯誤的軍國主義者，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原諒和縱容這種行為。有良心的日本人應為此感到羞恥和慚愧。

淪陷區人民抗日偽行動

日寇攻打中國，侵佔了不少地區，在敵人控制之下人民過著亡國奴的生活。在日寇殘酷的軍事鎮壓之下，中國人仍然進行著各種形式的反抗行動。共產黨在淪陷區採取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畜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地下黨組織和共產黨員深入到工人、職員、教員中開展工作，甚至設法打入敵偽的機關和要害部門，在群眾的掩護下，機智勇敢地為抗日組織收集情報，向解放區輸送抗日幹部和物資，配合敵後游擊戰。北平的地下黨組織動員了大批抗日積極份子、民先隊員到平西進行游擊戰，為解放勇敢戰鬥。

 

上海方面的地下黨也動員大量學生、工人和技術人員到解放區，為新四軍購買葯品、物資。地下共產黨組織發動工人以各種靈活的方式同敵人進行鬥爭，用怠工、請假、”磨洋工”、破壞產品、以壞充好、虛報上繳數字、偷回入庫產品再繳等方法破壞敵人迫擊砲彈的生產。1936年日人在天津開的工廠，1942年改為生產軍火就發生過上述事件，而且還為改善待遇罷工三天。1944年6月，上海一周內發生六次罷工。這些鬥爭，增強了共產黨和群眾的聯係，教育和鍛煉了工人，給日偽一定的打擊，為武裝起義做了準備。

 

香港反對派用我們對待日本侵略者的方法對待從英國收回的香港，可見香港這班人就是殖民地留下的餘孽。這批漢奸培養出大小港奸向國家作戰，想從中國版圖上獨立出去。港大的陳文敏和戴耀廷就是這種潛伏於大學中的特務，為西方反華勢力作倀。香港市民必須高度警惕，不要讓他們把學生引向做西方應聲蟲的錯誤道路上去。這是教育戰線上的一場激烈爭奪戰，教育工作者必須堅守崗位，堅定地向西方說不，把潛伏於大學中的特務清除。抗日鬥爭歷史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經歷，反殖民地鬥爭更是一場鬥智的戰爭。

 

抗日戰爭敵佔區的縣城、農村，人民都進行過各種暴動。1942年9月，江蘇如皋三萬多農民拿起武器和農具反抗百餘人的搶糧隊，殲滅大部份敵人。1940年東北共產黨組織冒著嚴寒和敵人周旋，為解放誓死保衛祖國。冷雲等八個女戰士，在重圍中寧死不降，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投入牡丹江。楊靖宇與日寇激戰，壯烈殉國，更表現出他高貴的革命品格，顯揚了中華民族反侵略的正氣和中國人民鋼鐵般的意志。與香港這班英國人留下的餘孽不堪一擊和不濟對比，實有天淵之別。貪生怕死，貪威好功實港奸行為。

日寇在淪陷區的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

香港反對派在香港的宣傳和教育，就像日寇1938年制訂的《從內部指導中國政權的大綱》一樣，不准談愛國，要特別尊重日華共通文化般尊重殖民時代的文化。大網提出要”徹底禁止抗日言論，促進日華合作”，”對共產黨，應絕對加以排除、打擊”，”對國民黨，則應修正三民主義，使之逐漸適應新政權的政策”，要”振興儒教”。這是日寇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國的方針，為培養各級傀儡官吏和高級奴才服務。在初級教育上，向兒童灌輸奴化思想，發現有愛國思想者停職懲辦，甚至一周一次宣揚”中日共存共榮”等謬論。

 

日偽政府強令小學把日語列為必修科，認為是”中日親善程度與真誠情勢”的問題。課本中凡涉及抗日愛國和容易激發學生愛國心的內容都必須刪除，這和香港那些反國民教育的政客沒有絲毫分別。在史地課本中，篡改中國歷史和中國疆域，教員稍有正確解說都要遭怏。課本除了宣揚”建立大東亞新秩序”，還提倡尊孔讀經，竭力利用中國封建道德維護日偽的統治。汪精衛政權教育總署把”我國教育之美德以領導學生之思想趨於正軌而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定為教育方針。國民愛國教育遭殘酷迫害，像國民教育遭港奸踐踏一樣令人心痛。

 

淪陷區的教育及宣傳完全為日寇所控制。日偽辦新民會、民眾教育館等團體，出版刊物，放電影，演出戲劇，宣揚”中日提攜”、”皇軍戰績”，散播誨淫誨盜，為敵偽扶植會道門宣傳封建迷信，像法輪功在香港肆瘧一樣令人可憎。日寇的一切作為都為了滅亡中國作準備，為政治經濟侵略，肆意破壞和摧殘原有文化教育機關，大量毀壞和竊取文化古蹟、古代文物、圖書文獻。為了征服中國民心，還利用中國民眾的民族感情進行欺騙，妄想通過偽政權把孫中山三民主義這面旗幟握於手中，橫加曲解，為他所用。

 

1941年，汪精衛手訂《宣傳工作人員訓條》十二條，從反共賣國立場出發，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日寇的所謂”大亞洲主義”、中日”同文同種”等謬論混為一談，胡說”和平、反共、建國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南針”。這與目前港獨思維相當相似，完全是一脈相承的賣國行為。反對派所說的”民主自由”、”國際標準”，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言論，破壞民主自由的準則，毀一國兩制和毀我長城的行為，全港愛國同胞必須警惕。際此抗日戰爭勝利之際，我們必須接受歷史教訓，提防港奸的反華賣國行為，制止他們胡作非為。

人口學者馬寅初

馬寅初是我國經濟學家、人口學家、教育學家1882年生於紹興，1903年公費留學美國，先後就讀於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15年學成歸國，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經濟系教授。1927年先後任教於上海商學院、交通大學、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等，成為中國共產黨盟友，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過從甚密。先後發表過《中國為什麼窮》等演講，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很大反響。1951年，馬寅初被任命為解放後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號召教職員工與時代保持一致辦教育，建設新中國。

 

1953年國家實行人口普查，人口總量約6億多人，人口增長率為20%。馬寅初認為結果值得商確，組織和帶領學生用三年時間實地調查研究，得出結論，中國的人口每年長率為22%，個別地方達到30%。如按這種速度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人口將達到26億。1957年在國務會議上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議，說計劃經濟如不能控制人口，就不是計劃經濟，獲毛澤東讚賞。他從國民生產和消耗以及人口增長來論述人口必須控制的原因，指出，”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可惜，他的觀點和毛澤東相左，引起了論戰。

 

1959年鑒於批右進入高潮，周恩來約了馬寅初談話，勸他暫時迴避與陳伯達和康生辯論，但他對理論進行了梳理後，對理論的正確性更加堅定。他的《新人口論》成為席捲全國的批判對像，但他堅持《新人口論》的正確性，多次在報紙上堅持自己的觀點。雖然他受到了委屈，但他堅持真理的態度讓人敬佩。1979年9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為馬寅初平反，11月《新人口論》由北京出版社一年內加印了23萬冊。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控制人口增長的公開信，開始實施生育計劃，推行一孩政策，全面控制增長。

 

人多自然有毛澤東所說的好處，”議論多，熱氣高”，好辦事，可是控制不好，也是阻礙經濟健康發展的原因。中國資源不比美國多，而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我們如像印度那樣放開懷抱生育，中國何時才能達到小康社會的生活。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人口適度調整和控制都是必須的。馬寅初的理論是正確的，經得起歷史的驗證，經得起風雨，獲得歷史的贊譽。胡耀邦在這件事上有很大感觸，指出在科學問題上必須尊重科學家，不能憑地位作決定。人無完人，一個人也不什麼都正確，只要能夠認識錯誤加以改正，就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益。

中國現代數學之父華羅庚

1949年新中國成立，觸動了華羅庚的愛國心。1950年他發表了一封致留美學生的公開信，動員留學生回國參加國家建設。他在信中說，”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1950年初，他帶著夫人、孩子回到了北京清華園，擔任數學系主任。他的回國對中國數學意義重大，沒有他回來，人們難以想像中國的數學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華羅庚一生在數學領域裡碩果累累，中國的矩陣幾何學、解析數論、典型群、多元複變函數論、自守函數論等許多研究，他都是創始人和開拓者。

 

華羅庚生於1910年江蘇常州，年少時經歷坎坷，由於家領，初中畢業即去當店員，18歲因傷寒造成左腿殘疾。貧病沒有使他意志消沉，他堅持每天學習十幾個小時，用五年時間完成了高中和大學的全部數學。1930年他的論文《蘇家駒之代數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引起中國數學界的關注，獲熊慶來教授推荐到清華大學工作。1936年華羅庚由清華大學推荐到英國劍橋大學學習數學，研究數學理論的難題。1938年完成學業即回西南聯大當教授。當時日軍侵華，烽火連天，他躲在防空洞完成了《堆壘素數論》。

 

這部數學王國裡的經典之作就是在這種艱難的環境裡產生。當時日軍扔下炸彈，炸中防空洞，學生從防空洞中找到華羅庚時，眼鏡已找不到，長衫後半截沒了，咳出來的全是血。勝利後的1946年，他再次出國赴美拓展研究方向，當時世界第一台電腦剛剛誕生。他學成歸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沬若邀請他籌建數學研究所。1952年數學研究所成立，他擔任所長，潛心培養中國數學人才，許多世界知名的數學家，如王元、陸啟鏗、龔升、陳景潤、萬哲先等都是從這個研究所出來，為中國開啟了數學理論大國的聲譽。

 

華羅庚改進華林和塔里問題、解決高斯完整三角的估算難題、一維射影幾何基本定理證明、近代數論方法應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驕人成績。”中國解析數論學派就是華羅庚開創的學派，對質數分佈問題和哥德巴赫猜想，在多複變函數論、矩陣幾何學方面作出卓著貢獻。他的《堆壘素數論》、《優選學》等十部著作，八部被翻成外文出版，都是20世紀的經典數學著作。他的成就不但讓中國人登上世界數學殿堂，也讓國家科學發展登上宇宙空間之中。華羅庚在1985年一次演講結束時在掌聲中從椅上滑下，結束了壯麗的一生。

天文學家張鈺哲

天上有一顆小行星名命為”中華星”，是1928年張鈺哲為世界發現的第1125號小行星。張鈺哲在兩年中廢寢忘餐地探尋，嚴密計算軌道，終於發現了這顆沒有記錄過的新行星，而且得到”國際行星中心”的承認。按國際慣例，發現行星的人可以為行星名命。他心潮起伏，想到天上這麼多行星還沒有一顆是中國人發現的，於是就堅定地說，”就叫它中華星吧！”從此在廣垠的宇宙中就有了這顆長中國人志氣的中華星。在張鈺哲一生中，他拍攝到小行星和慧星的精確位置7000多次，發現了800多顆小行星和3顆新慧星。

 

張鈺哲於1902年生於福建，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學堂，1925年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天文系，開始了他天文學生涯。1929年夏，他獲取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報效祖國，把一生貢獻給祖國的天文事業。1932年，”9.18事變”後，東三省相繼淪陷，平津危在旦夕，紫金山天文台台長指派張鈺哲到北平把古觀象台上的天象儀、圭表、渾天儀、簡儀四件古天文儀器運走，以防落入日寇手上。其中天象儀和圭表曾於八國聯軍打中國時給德、法兩國掠走。一戰後幾經交涉才回到祖國，因此要加以保護。

 

當時國民政府密令，如國寶不能運走，就要炸毀，不要落入敵寇手中。張鈺哲幾經奔波尋找可以運載寶物的車輛，但由於渾天儀、簡儀體積龐大，無法運走，看到士兵正謀劃炸毀儀器。他心如刀割，急中生智，想出用圓木置於儀器底座慢慢移動，最終把儀器運到火車站，送到了南京，為國家保護住國寶。張鈺哲於1937年8月測得一次重要太陽活動預報，指出1941年9月21日有日全蝕進入中國新疆，測算出日全蝕會經甘肅、陝西、湖北、江西，從福建入海。後獲格林威治天文台證實為400年罕見的天文奇觀。

 

為了觀測此一天文奇觀，觀測隊自海外購買了觀測鏡，遭到日軍頻繁轟炸香港及東南沿海各地，炸毀了觀測鏡，再購買已來不及。張鈺哲將6寸口徑反光望遠鏡配搭自製的木架，在日軍的侵略中完成了中國第一次有組織的現代日蝕觀測，對記錄世界天文科學資料作出了意義重大的貢獻。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張鈺哲修復紫金山的觀測儀器，建立天文儀器設備廠，觀測恒星、行星和研究空間天文學，為中國天文事業立下不朽功勛。他著書立說，培養後人，在天文教育上頗有建樹。祖國因愛國者而閃耀於星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