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復興的經濟階段

中國經濟己逐步進入成熟階段，未來必須追求次高速，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增強綜合國力，成為國家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路徑。政府在不同時期的經濟戰略選擇，體現了對不同階段經濟形勢的積極回應。自然是不能飛躍的，發展歷程也難以隨意穿越，必須按社會發展的規律前進。馬克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出發，將人類社會發展區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

經濟學家提出各種理論，雖各自側重點不一樣，但都同樣把發展分為不同階段。邁克爾．波頓依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將特定國家的經濟發展劃分為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新驅動階段和財富驅動階段。中國經濟也走過三個階段。1949年之前為第一階段，以傳統農業為主的人均產量、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的結構。人地關係主宰了朝代更替，雖有些地區有一定的工商業，但農業是主軸。1949年中國的人口為54167萬人，農村人口卻佔了48402萬人，達人口佔比89.4%。同時列強入侵，國內衝突連年，造成生產力水平低下。

第二階段由1949-1978，為中國經濟起飛準備階段，包括了社會形態的轉變，利用技術進步和組織能力，改變傳統社會有限的生產結構，提升經濟總量、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1949-1952年經過了三年的調整，完成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確立了公有制的統治地位，據此推進了以政府調配資源的工業化過程。1961-65的五年調整和鞏固，出現了協調的發展態勢。可惜文革興起，錯過了起飛的機遇，對持續發展造成衝擊。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政府的指令下完成，而產業結構演變過程由於條件和資源賦的限制，并未遵循農業、輕工、重工、服務業均衡發展的規律，而依靠政府強制改變要素和商品價格的扭曲，滋生出經濟效率低下的內在弊端。盡管1949-1978年計劃經濟有偏差，在當時國內外惡劣的環境下，卻是中國應對多種挑戰的必然選擇。從歷史角度去理解，那時期的兩彈一星計劃，對鞏固國防和提升科技能力意義重大，而水利的建設也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1978-2000年為第三階段，也是經濟起飛階段，在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和生產力方式的變革，進行了產業技術革命，顯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狀態。1979年將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的戰略轉向，為調整平衡社會經濟指出了方向。中國從公有制佔統治地位走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在分配方面從平均主義走向”讓一步份人先富起來”。中國從建立4個經濟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城市，再到開放內陸省市，最終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

目前中國己經進入經濟發展成熟期，經濟結構的變化、制度信念的變化，對新技術的推廣，加速了新工業的發展。勞動力結構中的白領工人、科技人員及管理階層在不斷增大，社會成員在物質、文化、精神等多方面都提高了要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己越過了起飛階段，步入成熟期。但在增長中的中國依然有著諸多失衡和有待提高的地方。為了國家更好地發展，全國人民都應在各個層面做好調整和修復工作，提升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福利水平和幸福。

施政報告的威力

梁振英為香港未來五年勾劃好藍圖，這是香港具積極心態年青人的路線圖。這五年必有一大批人成為香港有成就的新一代，政府的施政將按梁振英的宏偉構想，逐步為香港建設，與市民分享香港發展的成果。這五年是國家大發展的五年，也是香港難能可貴的黃金期，誰在這一階段把握住機會，誰就上去，誰錯過了這個時機，誰就蹉跎了歲月。時間不等人，梁振英的計劃在五年後就要全部實現。

這幾天大家都在熱烈討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社會上各利益團體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來評論施政報告的內容。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並不是解決社會所有問題的解藥，也不是普渡眾生的佛祖。因此，社會人士都不能自私自利，以我為主，必須有為社會解決最迫切問題的廣闊胸襟。社會深層次問題不解決，局部問題根本無法根治，只會惹起更大的社會震盪。作為議員更應有全局觀念，逐步解決社會問題。

只要我們不具偏見，冷靜考察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我們會發現他是一個心思縝密的特首。他的一切心思和佈局都放在為香港、為未來打好基礎上。他管治的五年，不只為了眼前的利益，還為了更長遠香港繁榮。沒有基礎，萬丈高樓無從建起。反對派對他的攻擊，都是從短淺的眼前利益考量，是否像澳門那樣給人分錢，是否籠屋居民馬上上樓等。然後開口閉口就是"大話精"等無用的指責。

梁振英遭到如此巨大來自反對派的攻擊，我們應看到梁振英施政報告的威力，它像原子彈一樣把反對派遏制香港發展的詭計炸掉。施政報告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化解措施，正擊中反對派要害，他們那會不掩體嚎叫。這幾天是反對派最黑暗的日子。他們語無倫次，以惡毒而無力的語言阻止梁振英發表和實施他的政策。他們策動的質詢非常無力，而市場也不配合他們，對施政報告企硬力撐。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也是金融中心，有什麼比股票市場更能說明問題。反對派再慘叫三聲，股票也不會跌下來。面對如此威力勁猛的施政報告，他們只能仰天長嘆，"天滅我也"。其實歷史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國家的發展勢不可擋。日美聯合，強力遏制中國發展的動力，根本實現不了，何況小小的香港反華勢力，如何能敵得了正義的力量？他們除了罵，耍耍口技，就沒有其它辦法了。

我們揭開行政長官梁振英施政報告，對200條言簡意閡的文字深入研究，每一個持積極心態的市民都可在其中看到梁振英的誠意和服務社會的雄心壯志。社會有心人更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配合政府施政，為社會做出更有建樹的工作。年青人認真研讀後，可以在其中編織自己的夢。任何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須瞭解社會發展的方向與社會共進，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不識時務者，難以有寸進。

轉型與創新的體制抉擇

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但高速增長與結構優化和收入分配依然存在偏差。從終極目標來衡量，經濟增長必須以較小的代價實現人民福祉的提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長轉變為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從傳統製造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轉變為現代農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從投資、出口主導需求結構轉變為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推動的需求結構，以回應發展的新格局和矛盾。

轉型和創新己成今後較長時期內的經濟發展核心。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和居民，是經濟運行的兩大力量。這兩種力量的結合是經濟轉型的和發展方式的前提條件。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多元化創新必須將企業和國民放在主體位置，因為他們才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主體。政府充當發展轉型主體不具可行性，而且會扭曲轉型的進程，變成"越俎代庖，或過渡干預。政治信號主導雖有"善意"，但會有負面經濟後果，故市場價格信號才是最主要的。

從政治信號主導轉向價格信號主導，是經濟轉型和多元化創新的關鍵抉擇。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己導致中國經濟領域的政治信號主導特徵逐漸弱化，而價格主導特徵日益顯著。政府規模、法律結構和產權保護仍相對穩定，但企業使用穩定貨幣、國際貿易自由度，對信貸、勞動力和商業的管制卻呈現較為提升的態勢。這說明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價格信號的作用不斷在增強，為經濟轉型和多元化創新創造了優越的體制條件。企業開始突破國界和產業的局限。

跨地區和跨行業的發展要面對競爭和全球化的挑戰。企業內部組織和外部關係有了顯著的轉化。科技型企業由傳統的"資本雇佣勞動"轉變為"勞動雇用資本"，伴隨著知識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升，人力資本含量整體增加，消費者在購買偕段的聯合化和組織化程度也在增強。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並不是放任自由，而是在干預和自由之間取得一個平衡，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市場失靈"時，必須擔負宏觀調控和公共產品提供中的經濟職能。

經濟向價格信號轉向，要求對商品稀缺程度的精確表達。價格能夠及時準確的反映供求變化，就必須具備完善統一的現代化市場體系，對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現貨和期貨市場等多個維度能夠有協調的認知和把握。國內土地、勞動和資本市場等要素的市場化程度滯後於商品化進程，必須促進不同市場之間功能互補，共同實現價格信號主導。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就是要在干預和放任之間取得平衡，通過法治弱化政府經濟干預的衝動，增強服務職能。

中國共產黨對發展方式轉變，作出形勢判斷、戰略選擇和體制完善的引領性行為，策動從增長方式轉變到發展方式。中國"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公有制制度，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共產黨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代表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訴求的傳遞，形成耦合。挑戰和回應是發展的永恆，體制的抉擇離不開轉型與創新。

梁振英和文化藝術

梁振英認為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城市，資訊發達，世界各地文化在此交流頻繁。香港在中西文化的薰陶下，孕育出旺盛的創意，發展了以香港流行文化為主軸的文化產業。數十年來電視劇、流行音樂、電影使香港在文化上給全世界和華人帶來了無限歡樂。他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大有作為，政府應適時給以引導、扶持，走上蓬勃發展之路。藝術發展在於人才的培育，扶持和資助人才成長至關重要。

青年人有各種藝術愛好，為他們提供場所，讓他們獲得空間，從事創作是對香港文化藝術氛圍的培養的重要一環。政府撥出資源，為年青人創造條件，實在是一個德政。我們非常高興政府為藝術的發展費盡苦心，培育人才為香港文化藝術的未來做好儲備，實在很有遠見。政府撥出資源加強藝術行政人才培訓，也是藝術人才得到愛護和培植的重要工作。沒有有心人的精心裁培，藝術之花難以成長。

最近我去葵涌一座工廠大廈參觀一家蚊型音樂場所，由一位年青女藝術設計師自資辦的音樂活動場地。地方只有一千多呎，但設計得非常精緻實用，可以容納約三十位聽眾。裡面有小舞台，鼓手樂器及結他。那天他們正有一班人租用她的場地自娛，又合唱又有舞蹈表演，一晚上下來場地只收一千元。我看她們很難賺到錢，但這位年青人的堅持，讓我看到香港不少年青藝術家對藝術執著的追求。

政府對於這一個群體應好好加以愛護和關懷。她們是香港藝術之花的園丁，使年青人對音樂和表演的醉心，變香港為藝術之都和創意中心。普及之後才會有提高，萬裡尋她才會有一枝獨秀的驚喜。她們在苦苦獨力支撐，所需的也只是三二十萬的資助或低息貸款。希望梁振英政府對這一群創業者伸出援助之手。區議員實地視察，寫推介信，他們就可向政府申請借貸。審批要快，讓他們存活下來。

梁振英施政報告中要加強對藝術人才培養，上述藝術人才，實則就是民間藝術行政人才，對於引導年青人參加健康的藝術生活非常重要。政府撥出資源培養更多有承擔的年青人實在是一件德政。創意只有在精心裁培和淨化的環境中產生，才能對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積極的心態和藝術取向，可讓社會充滿光明和希望。帶領年青人不斷向上，扶這班人上去，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人，應是特首的理想。

特首曾是年青人，他走過的路，經歷的一切，就是年青人奮鬥的榜樣。他意志堅強，在反華勢力和反對派的圍攻下仍能屹立不倒，沒有堅韌不拔的毅力，沒有年青時社會給他的關愛，就不會有他的今天。社會支持特首施政，撐他與圍攻他的人作戰，他去支持年青人是順理成章的事。他對文化藝術的支持，是他對社會的承諾，也是他回饋社會的舉措。促進文化交流，推動創意氛圍是特首的任務。

梁振英不是神仙

梁振英不是神仙，也不是耶蘇，更不懂咒語。反對派例牌反政府言論與廣大正常市民有極大反差。他們要求梁振英是神仙和耶蘇式的即食麫，讀完的施政報告就成咒語，馬上面前就出現金山銀山。他們"遠水救不了近火"的言論，無非就想以此打消全港市民捲起衣袖的念頭，以自己的努力去創造未來的決心。梁振英是特區首長，他繪好藍圖，指明方向，帶領有毅力、肯拼搏的人一起去建設香港。

他的政策是回歸以來政府施政一脈相承的策略。曾蔭權作出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反對派指他說了也沒有用，因他就要退休。我早就說他們錯了，因為他的繼任人一定會按照對香港好的政策繼續努力。現在他們說梁振英施政報告中有些是"前朝"的創造，但他們勿略了"前朝"只是提出問題，現在他要實現。李卓仁指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沒有新意，充滿了董建華的影子。這正好說明了執行力的重要性。

梁振英的使命就要把蹉跎了的歲月搶回來，把應該在前兩代特首給反對派擔誤了的事重新做好。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加劇就在於反對派的胡鬧，讓事情無法獲得解決。拉布和阻頭阻勢的無理取鬧，就是香港的一劑毒藥，讓一大群無助的人大嘆無奈。幸好特首不理他們的反對，對等待援手的長者和特困人士，給予及時的支持和妥善的照顧。在施政報告前後都將有措施推出，以助香港走出困局。

反對派及黎智英等的蹩腳評論員，企圖對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作出弱化其影響力的評論，說他"穩中求變"的策略是在"穩中行騙"。朋友打來電話，說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出來後，股市和樓市的狀況才是重要指標。看看今天市況堅挺企硬，說明香港經濟界信心十足，香港在未來五年可以有發展。黎智英和反政府評論員才是欺騙香港人的"大話精"。香港不能再浪費時間和精力搞內鬥，向前走才是出路。

為了把香港各種尚未完成的任務做好，梁振英建議組織十四個委員會，發動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解決問題。他不是神仙，也沒有三頭六臂，不可能只靠一雙手把所有事一個人完成。他要發揮香港市民的熱情和智慧，把香港事由香港人做好。反對派說他借成立委員會拖延時間，實則把發動群眾，為香港做實事視為沒有必要。沒有社會大眾的參與，沒有把群體的創造性發揮出來，問題不可能輕易解決。

反對派一直要孤立梁振英，要田北俊、糖糖也加入他們陣營反梁振英。像王永平及陳方安生這樣的前高官，都在反對派陣營之中當個打手，全面圍攻梁振英，以圖挑撥離間政府現任公務員與梁的關係。可是，跳樑小丑始終都是為了反華勢力的掌聲，在愛國者的眼裡無論如何賣力表演都只是一場小丑劇。香港有兩部份人，一部份積極，一部份消極。世界上只有具積極思維的人，才是主導世界的主人。

評梁振英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由梁振英向全港市民宣讀了，把香港未來五年要做和實施的任務一一思考好了。這份特首任務不簡單，知易行難，沒有決心和恆心難以一一落實。落實政策，不在個人，而在於全港市民的通力合作。政策的推動和落實不在於梁振英一人，也不只是治港團隊的責任，而是全港市民的大事。世事千百樣，不能一口吃出個大胖子，必須社會有心人通力合作才能成事。而且事情要有計劃的一件一件去做，社會大眾也必須顧大局，齊心合力迎難而上。

香港的明天始終會好，路就在腳下，從今天起就要邁步走。空喊口號只會討人厭，也成不了事，幫不了香港，相反還會阻礙香港前進的步伐。政府制定了政策，社會利益團體就要齊心合力去耕耘，才能結出好的果實。假如香港還如部份人那樣不肯跟上時代潮流，那他們只能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年青人要是搭上了頭腦不清船長的渡輪駛向風暴，又不聽天文台的警報，不肯回頭，等待他們的只能是覆滅的命運。向北走才有光明，抗拒光明，就意味著黑暗。

梁振英作為香港領袖，為香港指出了一條康莊大道，無數年青有為的人在他周圍，正磨拳擦掌，準備衝出黑暗，投向光明。在他的報告中充滿了香港市民，貧者和富人的期望，更孕育了年青一代的夢想和理想。他的施政報告飽含了社會人士的渴求及各方訴求，是為富裕社會走向更均衡和公平發展的起點。凡事都有一個開始，停步不前，永遠不會有將來。我們是跟著反華勢力繼續阻住地球轉，還是跟著梁振英一起為香港奮鬥，就看我們自己的判斷力了。

經濟發展、土地利用、關懷社會、環境保育、教育醫療、文化體育、交通運輸以及政制轉變，一切都為了香港的未來。年青人可在其中找到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和努力的方向。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是社會發展大方向的指南針，廣大香港市民才是美麗香港的建設者和創造者。只有順應潮流，成為開拓者，才能成為香港真正的主人。世界只屬於有毅力，肯拼搏的一代。只想坐享其成，當伸手派者，必是社會的失敗者和碌碌無為、坐失良機的一代。

作為企業中人，我們關心特區創新科技產業的前景。政府聚焦優勢產業環節，"提供軟、硬件支援，促進「官產學研」合作，加大與內地合作.....透過科研成果產業化，推動發展產業。"業界人士和政府合作，落實好善用資源的辦法，業界必能有所作為。政府支援中小企的決心不變，重視中小企的生存和發展，必能引導企業升級換代，建立品牌，走出香港自己的路。落實中小企借貸擔保、出口信用保險、支援研發和創業，業界的前景將更明朗。

梁振英不是神仙，他只是香港領袖。領袖的任務在於制定政策，指出方向。香港要想有成就，必須依靠香港市民的努力。如果我們不出力，只坐等他一個人去做，或只想坐享人家的成果，那神仙都救不了你。香港的年青一代必須和梁振英齊心合力撐香港，讓香港在國家的大發展中不但分享國家強盛的榮躍，還能分享到國家發展的成果。只有參與到香港的建設中去，共赴國家發展小康社會的道路，香港的年青一代才能找到實現夢想和理想之路。

土地與農民革命

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無數次揭竿而起的農民革命，但大部份都以失敗告終，唯獨毛澤東和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卻最終奪得了政權，建立了現代化的中國。要研究中國社會變遷，必須對中國的土地與農民革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電影”1942”描寫的是河南大災荒和日軍入侵，國民政府應對這兩群人的史實，但更重要的是道出了生活在最底層農民的苦況。孫中山說:”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己成七八分了。”他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孫中山看到蘇俄政府將全國田地分給農民，讓耕者有其田，但為了避免大地主”再來革命”，”生出大反動力”，他主張”要聯絡全體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正因此，國民政府在土地改革上”不敢開罪於巨室”，使土地問題積重難返。農民面對種種自然和社會壓力，災荒與饑饉，連綿不斷的戰爭及伴隨而來的兵差、攤派與征發等繁重的苛捐雜稅，土匪的迫害，造成了農民的貧困和農村生產力的衰敗。農民失去了生產的動力和興趣。

國民政府的統治重心在城市，不重視農村，土地革命受到黨內利益群體及地主階層的反對，”平均地權”的主張成了一句空口號。在馬克思和列寧對於農民的評價中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與農民運動建立一定的關係，不實際援助農民運動，要在落後國家裡贏得政權就是空想。1919年李大釗就指出，”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明確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革命要成功必須依靠農民。

中國共產黨以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道路屢遭挫折，在大革命失敗以後，開始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在1930年代中期前後將革命重心轉移到農村。在極其險惡和艱苦的環境下，政黨和紅軍要生存下來必須深入農村，與農民結合。毛澤東、彭湃等領導人，敏銳地發現農民革命的潛能，施以適當的方式，將他們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引導到無產階級革道路上去，形成了近代以來農民運動的高潮。他們實施限租減租、荒年免租、取締高利貸等政策，獲得農民的擁護。

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作為外來意識形態和組織體制，在擴充組織的過程中，借助中國傳統各類社會關係，通過農民的家屬、親友、近鄰建起了人際網絡。這些外來的知識份子，深深介入農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各種服務，促進了農民的組織化。彭湃在海陸豐，他首先轉換了裝束和說話方式，通過相熟的村民介紹進入群眾之中，教孩子唱歌、聽留聲機和演木偶戲，將農民吸引到農協，為他們免費醫療，進行仲裁調解婚姻、債務和土地糾紛，把農民組織起來。

為了保衛農民各種己經獲得的權利，農協紛紛建立自己的農民自衛軍，在共產黨的政治指導下作出了奪取政權的武裝嘗試。當時美國駐華官員約翰‧謝偉思認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快速發展，如果沒有活動地區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和方法具有民主性質。”中國共產黨從滿足農民現實利益入手，進而順應社會需要，不斷調整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和行動戰略，為民主革命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基礎。軍隊由黨指揮的傳統就由此時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