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和毛澤東批評四人幫

1974年”批林批孔”再次引發動亂，毛澤東希望結束長期的社會動亂，發展經濟。在周恩來病重下，毛澤東逐步把治理國家的重任移交到鄧小平身上。1975年初，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工作和黨的日常事務。正當鄧小平大刀闊斧糾正實際工作的錯誤時，毛澤東又擔心整頓會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自己一生只做過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另一則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防止出修正主義。他希望文革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結束。在揭批林彪之時，毛澤東認為林彪尊孔反法，滿口仁義道德，把批林引向防止”右傾回潮”。1973年11月，毛澤東依據不正確的匯報，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態度軟弱。江青、姚文元趁機指他們”喪權辱國”、”投降主義”。

毛澤東知道了政治局的情況後，先後與周恩來和王洪文等人談話批評江青錯誤的說法，還亂指周思來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毛澤東說迫不及待的是江青，她提出要增補政治局常委，並明確否定這樣做。江青集團不顧毛澤東批評，繼續利用批林批孔大作文章，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成立批判組，連續發表文章，把攻擊的矛頭一步步指向周恩來。江青以個人名義派人給解放部隊送去”批林批孔”的信件材料。江青有意在1974年1月25日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到會的兩萬人大會上把他們置於受指責的地位。江青在會上煽風點火，指他們是馬到主義叛徒，不抓大事，埋頭小事，很快就要變修。

毛澤東獲悉江青講話後，予以制止，批評了江青。江青迫於壓力不得不向毛澤東寫出檢討。在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操縱下，3月時下令《解放軍報》停止編發自己稿件，達178天。在教育上製造交白卷的張鐵生事件，吹為”反潮流英雄”。在批林批孔的衝擊下，全國經濟再次嚴重滑坡，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憂慮。毛澤東雖然支持批林批孔，但發現江青等人借機搞亂全國，果斷加以制止，指出批林批孔不要成立戰鬥隊。7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開會，嚴肅批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是上海幫，專開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毛澤東宣佈，”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這在當時非同尋常，為黨中央兩年後粉碎這個集團準備了有利條件。毛澤東在批評”四人幫”的同時，多次表達實現社會安定的願望。1974年8月，毛澤東針對”四人幫”整理的一份軍領導幹部材料，提議”要實行懲前毖後，不要一棍子打死。他強調文革已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根據毛澤東指示，賀龍於1974年9月29日恢復名譽，推倒林彪加在賀龍身上的罪名。在表達希望發展國民經濟願望，11月6日聽取了李先念關於國民經濟的匯報。毛澤東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抑制了”四人幫”搞亂全國的圖謀。

折騰香港自討苦吃

佔中後，有一些激進份子失業或遭到抵制。黎智英也從高調領導，改為退居幕後，尚要在隨時被告上法庭的擔驚受怕中度日。你折騰了香港，你好野，但你日子也不會好過，被你害到雞毛鴨血的人也不會放過你。世界上所有做過壞事的人不是不報，而是時候未到，時候一到，自會自討苦吃。蘋果日報為一些做壞事而得了現眼報的人喊冤，可是他們做壞事時想過別人的痛苦嗎？不論你是誰，是梅艷芳的徒弟好，還是陳日君的契仔好，上帝一個都不會放過。該下地獄的下地獄，該受報應的受報應，公道得很。

你折騰香港時非常威風，非常過癮，可是等到報應來了，埋怨這個，埋怨那個，那有什麼用？做人最主要掌握做人之度，過了或做絕了，你死時人家只會拍手叫好，還有誰會去同情你？你在議會拉布，要香港人死，香港人不把票投給你不可以嗎？你再扮好人，再求人，人家已把你看透，你還能怨誰呢？香港人基本是理性的，這次議會選舉對平日表現良好，服務精神較佳的人佔了上風，街頭巷尾的市民都形成了自己的投票意向。誰關心市民的福祉，市民就把票投給誰。臨到拉票時才扮笑臉，做好人已經騙不到人了。

香港要向前走，要恢復亞洲四小龍領先地位，全港市民必需同舟共濟，支持正能量的年青人發展事業，為香港做出貢獻。在佔中一役，擾亂香港的人，不是香港要的人，如他們仍想有所作為，必須痛改前非，認識破壞香港秩序的危害性，否則難以獲得人們的信任。認識祖國，了解國家的政治環境和世界局勢，不去做阻撓國家發展的事，才能讓自己成為香港發展的正能量。負能量從來不會是香港進步的力量，也不會得到香港人的支持。做壞事始終不能長久，偶然給你過關了，最後還是難逃法網，毀掉自己一生。

愛國愛港其實很簡單，主要還是努力向上，為香港的美好未來而努力。不做對香港和國家不利的事，對得起自己和良心，你就可無愧於天地。國家受霸權主義者踐踏，你還去加上一腳，你還是人嗎？你折騰自己國家，折騰香港，你對香港有何用處？你反對一人一票，你把民主都反掉，還那裡會有”真民主”？你幫助敵人折騰香港，結果是自討苦吃，你還怪得了誰？人家折騰你，你還有什麼話可說。你說新聞沒有了自由，可是人們看到的都是製造謠言的自由。其實反掉這些自由，對香港好，讓香港可以清靜一點。

中國對外關係的戰略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恢復席位，外交獲得新的活力和廣闊天地，一個遍及世界各大洲的建交高潮出現了。60年代末，與中國建交的發達國家只有法國等六個國家，70年代初，中國同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關係獲得全面發展。1970年先後同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1971年5月同奧地利建交，標誌著中國同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外交關係的進程已經開始。中美關係解凍後，中國又先後同比利時、日本、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一批國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關係也從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1973年底完成同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建交的過程。

70年代上半期，土耳其、伊朗、馬來西亞、秘魯、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40多個亞非拉國家都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時中國與東歐各國的關係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改善和發展。中日建交則具有特殊意義。當時日本追隨美國，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美國尼克松採取新的對華政策，給日本政壇帶來極大震動。日本朝野各界要求政府盡快爭取日中建交，在對華友好政黨、團體和人士大力推動下，1972年9月25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和周恩來同田中角榮進行會談，9月29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告中日不正常關係結束，深刻反省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害，中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人民友好，放棄對日的戰爭賠償要求。

1973年2月，毛澤東向第四次訪華的基辛格提出”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戰略思想，即一條從日本經歐洲到美國的統一戰線，以抗衡日益膨脹的蘇聯霸權。他認為這對西方和東方安全有利。經一段時間思考，毛澤東於1974年2月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初次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這一思想把美蘇列為第一世界，亞非拉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居於兩者之中的國家為第二世界。第三國家以前都是殖民地，獨立以後都面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的歷史任務。中國屬第三國家，注意聯合威脅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對更加危險的蘇聯霸權主義。

1974年4月6日，鄧小平由毛澤東提議率代表團到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六屆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受到世界普遍關注。鄧小平在發言中闡明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思想和中國對外政策，支持第三世界要求改變目前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的主張和合理改革建議。他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霸權。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毛澤東和周恩來因勢利導打開了國際局面，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打下基礎。

折騰香港

折騰兩字經習近平說過之後成為流行語。折騰有折磨、翻來覆去搞作、搗亂的意思。香港正處於被折騰的時期，有一班人整天以折騰香港為樂，拿了政府的津貼，不做正事，就專門做折騰香港的事。這些人中有議員、有社會福利署的社工、有大學的教援、中學老師、區議員等，他們食飽飯不做正事，攤大手板等出糧，然後盡幹折騰香港的勾當。香港的社會民生議題都給荒廢，建設項目也都受到阻礙。他們說為反對梁振英，要讓他下台，不讓他在任期內有任何表現。這種心態的確可怕，對一個人仇恨可以不顧正事。

究其原因，還不是因為梁振英是什麼大壞人，相反他還是一個集中搞民生建設的特首。這些人要拉他下馬，出於政治原因，因為他是中央任命的特首，他不但要向全港市民負責，還要向內地13億人民負責，因為他是國家的特區首長，他的權力來自中央。香港這些人要梁振英反中央，抗拒中國13億人民的意志。作為一個特區首長，梁振英當然不會這樣做，事事以香港人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為重，不會去跟從無理的訴求。這些人當然有其背景，那就是國際反華勢力所一貫支持的遏制中國策略下的產物，屬分裂勢力之列。

反華勢力以反共的意識形態存在，附在這班唯恐中國強大起來的鬼魂身上。共產黨要以國家的資源發展民族資產，讓國家強大起來，造福全體國民。這是共產黨的理想，也是有良心中國人的夢想。可是世界總不平和，有人借共產黨的名義攀附其中，領婪地進行掠奪；有人則害怕中國共產黨強大，侵蝕了他們的利益。為此，國際反華勢力日夜活在恐懼之中，生怕共產黨的政治力量坐大，讓其意識形態影響到他們在世界的長遠利益。於是國際反華勢力延續其過往的做法，繼續妖魔化共產黨，引起恐慌，讓共產黨垮台。

在此政治背景下，香港的反對派就給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用小錢辦大事，想以此法像搞垮蘇聯一樣搞垮中國。美國政府中的一個部門就專幹這種壞事，利用其在華府中的勢力，撥款在全世界搞顏色革命，借民主之名把人家國家搞到亂糟糟、爛溶溶，不堪入目，以維護其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香港人應清醒地認清這種局勢，不要聽信這些壞人的挑撥之言，把自己國家打殘。折騰香港不會使香港更好，只會使香港沉淪，讓香港永世不得翻身。唯今之計只有留意這些人，不投票給他們，讓他們不能再在議會內作惡。

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和原則

1969年下半年，中、美、蘇三國關係複雜而微妙。中國領導人在醞釀新的戰略構思，同時觀察美蘇的動向。美國尼克松政府有和中國相交的想法，但尚不知如何著手。美蘇當時正在談歐洲安全和限制戰略武器，但意見分歧達不成原則協議。那時中美在醞釀接近，使蘇聯擔心美國利用中蘇矛盾來打破蘇美戰略平衡。根據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會談達成的協議，10月20日，中蘇副外長重開邊界談判，兩國新任大使也分別到任。中蘇之間關係雖沒有大改變，但使珍寶島事件後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對美國造成壓力。

尼克松政府調整對華政策，通過巴基斯坦通知中國，美國將停派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邏。12月3日，美國駐波蘭大使趁參觀南斯拉夫服裝展時，追上中國外交官，表示尼克松要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會談”。當晚周恩來看到電報，即向毛澤東報告，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經幾個月試探，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意願。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兩國在華沙舉行第135次和136次大使級會談。美國願意削減在台灣的軍事設施，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談判。3月21日，美國通過巴基斯坦領導人向中國傳達口訊，尼克松要開辟一條白宮與北京的渠道。

1970年7月10日，尼克松接受美國媒體訪問，贊成在外交上承認中國。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表示”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10月下旬，尼克松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總統向中方傳話希望派特使訪華，周恩來於11月中，同意來商談解決台灣這個關鍵問題。期間，日本名古屋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錦標賽，美國表示結束後願意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最後一天作出決定，轟動了世界，促進了中美關係和世界形勢的變化。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向尼克松傳達口信：要從根本上恢復兩國關係，必須從台灣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周恩來同意在適當時候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博士。

1971年5月6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中美預備性秘密會談的問題，寫成報告，報毛澤東審批。報告提出，要美軍在規定期限內從台灣撤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容外人干涉；中國將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堅決反對”一中一台”，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如美不撤走台灣駐軍，不談貿易問題；中國主張美國武裝力量從印度支那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周恩來同他進行了會談，達成尼克松訪華細則。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訪華。10月基辛格再次訪華，討論中美聯合公報草案。

175年前英軍登陸香港

鴉片戰爭敗後，英軍於1841年1月25日登陸上環水坑口。第二日由遠東艦隊支隊司令哥頓班馬升旗鳴炮後，宣佈正式接管香港。今年正好是英軍登陸香港175周年，也是英軍撤退19周年紀念日。當年割讓香港時，清朝的奸臣和奸民都出了力，今天的奸臣和奸民仍在延續當年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為。這些奸臣在議會中興風作浪，奸民則在議會外一唱一和，妄圖延續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不過英國國力今非昔比，已大大的給中國摔在後面。脫歐後的英國更加依重中國，傾向與中國合作，在歐亞一帶一路的政策中獲利。

在軍事上，英軍早已不是中國對手，連戴卓爾夫人協大勝阿根廷之役到中國談判都未能嚇倒鄧小平，卻給鄧小平綿裡藏針的語言所懾服，腳軟而摔倒在人民大會堂梯級上，像徵著日不落國勢力的終結。香港有些人不明歷史大潮，看不到世界在大轉變之中，還死抱殖民腐屍，企圖在香港復辟，讓英女皇汗顏。英女皇把習近平請入皇宮，但對習近平的保鏢感到無奈。崛起的中國確有一點霸氣，對於中國領導人的保安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不會有清朝任人宰割的屈辱情況出現。中國會顧國體，但也不會任由他人擺弄。

英國曾設想與中國談判時以主權換治權，鄧小平代表人民指出治權和主權都屬中國，沒有談判餘地。這在80年代，中國還相當落後的情況下，鄧小平的智謀確為中華民族在外交上打了一場大勝仗。英國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鄧小平卻拋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條件，穩住了資本家，讓英國老殖民主義者無計可施。英國只能在撤退時盡可能作垂死掙扎，利用手中尚餘的權力，給香港來一個”玫瑰園計劃”，要讓香港五十年都要給英國還債。可是這些陰謀都給魯平等人看透，咬住不放，為香港爭回不少主動權。

彭定康眼看一計不成，另一計又出，在香港埋下擾亂香港的政治炸彈，企圖以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延續英國的利益，搶奪話語權和管治權。對於這種安排中央看在眼裡，記在心裡，願意用50年時間收服這幾百萬人。中國大權在握，軍權在手，外交全由中央負責，地方政府只管內部事務，管好香港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安排和治安。香港的政治全在中央的掌控之中。不管一些跳樑小丑如何賣力地為外國反華勢力服務，也跳不出中央的如來佛掌。香港有人反對共產黨殖民香港，說出來都讓人取笑。19年前，解放軍已開入香港，這些人還矇然不知，你說好笑不好笑？175年已付笑談中，今天是誰家天下？

外交工作的修復和重新思考

60年代未至70年代初，面對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中央慎重分析變化，適時進行轉變，使外交關係出現了新轉機。1966年，中國提出了極左口號，要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世界。外交部陸續將駐外大使和參贊調回國內參加運動，干擾了正常的外交工作。江青等人憑著手中的權力，插手外交工作，喊出”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時代，世界革命中心轉向中國，誣蔑建國17年來的外交工作不濟，要外交人員強行向外國人發送《毛主席語錄》，引起駐在國的疑慮和不滿，使外交工作陷入混亂。

文革一年多時間裡，中國外交關係出現倒退，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幾乎停頓：不參加國際會議、不交流、不派也不接收留學生，外貿也大幅下降，更嚴重的是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有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北京發生了燒砸外國駐華機構事件。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制止了極左行為。周恩來緊急召外事各造反派，宣佈在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毛澤東批評王力在外交部煽動奪權的講話是大毒草，並把王力、關鋒隔離審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插手外交部受到重挫。毛澤東多次發出指示，”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國際鬥爭要分主次。不要搞大國沙文主義，要恢復正常外交秩序。

此時，新的國際格局初露端倪。中國與美國和蘇聯都交惡，不和任何人結盟，形成三大國鼎立之勢。美國此時要面對復興中的日本，同時在西方聯盟中的地位有所削弱，自身又陷於越戰泥潭，與蘇聯的爭奪中處於不利位置。中國也因中蘇交惡，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需要重新考慮外交戰略。1967年秋，毛澤東注意到尼克松準備競選美國總統，發表文章說不能永遠把十億人的中國排在外面。他叫周恩來閱讀此文。1968年11月，尼克松勝出，中方提議恢復華沙大使級會談。中國借新聞司發言人之口要求美國撤出台灣，指出不管任何人上台，不改變以往做法，會談不會有結果。

此時，中蘇處於公開敵對狀態，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任務變得更加迫切。毛澤東委托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研究國際戰略問題，謀定而後動。周恩來囑咐他們要以元帥的戰略眼光協助主席掌握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他們認為蘇美雖有向中國發動核戰的可能，要做好準備，但機會較微。蘇聯威脅較大，也入侵新疆裕民縣，製造了嚴重流血事件，但後來周恩來與要求來華的柯西金在機場談判後，雖沒有解決問題，但情況也有所好轉。葉劍英引用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局，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互相牽制。陳毅向周來作口頭報告，經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制定外交明確思路，給中美關係打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