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曾灶財曾是香港知名人士，他到處在街頭電燈柱和電櫃上寫上自己是九龍國王的語句，由於毀壞公物，多次被捕，後都因他精神有問題而作罷。最後，他九龍國王沒有做成，帶著虛幻去見上帝。香港熱血公民和一些政治團體，都有同樣虛幻的狂妄症，跟著這些組織的人都有要做”九龍國王”或”九龍城國王”一類不可能實現的思維。他們想立國，找不到立腳點，竟然被人利用作擾亂香港的棋子，叫他們在香港立國。這班有妄想症的人，也就糊裡糊塗地認為他們有可能在香港立國，居然分不清是非，整天傻叫特首下台。

689下台，上台的也不會是有妄想症的人。特首查實就是香港最高統帥，入主禮賓府實則就如進了皇宮一樣，就是香港”獨立皇國”之主。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保障了特首是特區最高負責人的超然地位，誰都不能挑戰他的權威。他的權力不是來自上帝，也不是與生俱來，而是13億人民賦予他的特權。他的上帝就是13億人民，人民賦予他管治香港的權力，他必須為13億人民負責，牢牢掌握香港的主權，把任何妄圖分裂國家的勢力消滅。因此，要想獲得香港最高權力，必須全心全意為13億人服務，否則都是妄想。

你想掌握香港最高權力，你必須踏實地為香港和13億人的福祉服務。你舉著殖民旗、港獨旗、熱血公民旗，全部與中國人的福祉無關，誰會去支持你呢？在13億人中，你有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支持你，都是於事無補的。記得香港有一位律師問這些人，你們之中有多少人願意拿命去拼？建國是要拋頭臚，洒熱血的，熱血公民講就天下無敵，做則有心無力，只能煽動無知小子去犯法，結果一個個被告上法庭。想做特首，或政府官員，在現代社會只要認真讀書，立志為社會服務，就有可能實現理想。靠妄想成不了事。

人要立下實在的人生目標，要有腳踏實地、頂天立地的本領，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虛幻的妄想只能讓你虛渡一生而茫無頭緒。無厘頭的行為，不是讓你進入青山，就是讓你進入監牢或丟掉性命。人要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然後選準目標，一步一個步印，才能獲得成功。選錯目標，搭上賊船，你也只能成為賊頭。中國有著廣闊的天地，國家如日中天地在發展，每一個有為的年青人都有一片天，只要有正能量，有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正氣，前途無可限量。如有人不切實際，走歪門邪道，最終必被人民所唾棄。

批判極左思潮中斷和召開十大

林彪和江青集團既互相勾結又相互鬥爭，在林彪事件後，批判極左思潮之初，江青集團曾有所收斂。到1972年下半年，隨著批左深入發展，江青集團開始全力反撲。周培源主張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教學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姚文元宣稱要追查、反擊幕後勢力。由於周恩來在《人民日報》組織的文章戮到江青集團痛處，他們認定要剎住修正主義回潮風。張春橋說，”不管從四面八方刮來什麼風，上海要頂住”。在批判極左問題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廣大幹部群眾，不可避免地與江青集團之間的鬥爭開始尖銳化。11月30日，周思來同意中央對外聯絡部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張春橋要批極右，並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不能有任何懷疑。毛澤東當時也不允許否定文革。

1972年12月17日，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針對一封主張貫徹周恩來要求批透極左思潮來信時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次談話後，批叛極左的正確方向發生逆轉，重點隨之改變。1973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隻字不提批判極左思潮，一些企業不敢再提勞動競賽，學校不敢再提“以學為主”，農村不敢再強調按勞分配，自留地等。一些地區的領導趕緊把運動方向轉向反右傾。周恩來等人在可能條件下，繼續堅持著這場艱難的鬥爭。1973年2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同意要實行按勞分配和必要獎勵，張春橋卻要強令收回。

1973年3月周恩來批評一些單位排斥外國專家的錯誤傾向，3月8日他借慶祝國際婦女節招待會，嚴厲批判林彪等人在文革中對外交工作的干擾，並對被迫離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他說，”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負責人，我負更多責任。”周恩來的講話使在場的專家和家屬深為感動。在周恩來不懈的努力下，1973年在毛澤東的同意下，譚震林、王稼祥、鄧小平等都復出工作。毛澤東表示，他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並不知道這麼多老同志受罪。1973年十大前，董必武、朱德、陳雲等都公開露面，為後來歷史的轉變準備了條件。由於毛澤東擔心全面否定文革，使江青有機可乘，趁機反擊。

1973年8月24-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代表1249人，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大會由周思來代表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並向大會提供黨章草案。由於會前江青集團大做手腳，不由省級黨代表選舉產生代表，讓他們趁機安插派系骨幹進入人大代表之列。大會選出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委員。名單中雖有不少四人幫的骨幹，但也有鄧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使中央領導層的健康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為後來扭轉歷史有所幫助。不過十大仍繼續九大的錯誤。

學會與心靈對話

人有時會疲憊、怨恨、焦慮、期盼、幻想或不知所措。當這莫名其妙的情緒佔據著自己之時，如不能及時予以梳理，會讓自己進入一個迷茫的世界，對身心都不會有好處，更讓身邊的人擔心。每個人都應關愛自己，懂得與自己心靈對話，傾聽心底的回答，從容走自己選擇的道路，在精神上發現自己，解脫自己。我在網上看到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對689大加撻伐，說他太廢了，能力不濟。他說話的神態彷彿是一個權威的政治評論員，對689了如指掌，但我們卻看不到他對689有何了解，完全像被魔鬼控制了的靈魂。

這種現象在香港最近的政治活動中經常出現，他們像中邪一樣衝擊大學校委會，說著同樣的話。無論是毛孟靜、梁家傑或黃毓民說話的神態都和這個小孩一樣，好像都是一個模倒出來的複製人。人給洗腦成這種模樣，實在非常可悲。他們自己變成這樣，也使身邊人幾成這種模式，使有靈魂的人都變成人肉留聲機和機械人，不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在這種時刻，人們需要靜下心來，學會與自己的心靈對話，傾聽自己心靈的聲音，尊重自己的生命，發現自己的不足，改變自己對待生活的態度，擺脫被擺弄的狀況。

愛國究竟對不對，分裂國家錯在那裡，鬧港獨能否走得通？這都需要理性思考，與自己的心靈好好溝通，傾聽心中真正的話，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能獨立思考，方能有獨立人格。人不愛國，不愛民，不尊重他人，那裡會有民主？把香港的建設都讓它停頓，那裡會是社會的主流意見？拉布，讓議會癱瘓，那裡會是為香港市民服務？大家應靜下心來好好捫心自問，這會是我們希望的香港嗎？有人說共產黨是魔鬼，但他卻領導人民走民族復興之路，你相信魔鬼會帶你上天堂嗎？你懷疑過共產黨是魔鬼的說法嗎？

共產黨中有壞人，教會中有罪人，人們必須治理壞人和罪人。我們不是看到習近平治理壞人和罪人的決心嗎？共產黨打擊貪污和惡行，中國在進步，國家在發展，對於在發展中的問題，人們必須想辦法予以解決，不是去加以阻撓。看看香港那些如留聲機和機械人般的行為和表現，他們不是中邪了嗎？我們必須學會與心靈對話，也必須了解國家的正確國情，才能讓自己走出迷思，避免給人誤導。把自己變成像中了邪那個小孩一樣的留聲機和機械人，這樣的社會太可怕了。我們應學會與自己靈魂對話，做回正常人。

文革中落實科教、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著力落實教育、科技、文化等問題，批判極左思潮，使這些領域一度出現了新氣象。1972年5月至6月20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綜合大學和外語學院教育改革座談會，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外語學院等15所學校及各地教育部門都有代表參加。會議批判林彪集團從右和極左方面造成的破壞，落實知識份子政策，鼓勵教師刻苦鑽研科學技術，以政治表現好，業務能力強的教師領導科研和教學工作。會議要求重視培養科研人才，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改造和建設實驗室，糾正錯誤思維。

周恩來當年分別接見了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聽取他們對發展科技的意見。周恩來向北大副校長周培源提出要認清科研中的極左思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辦好綜合大學的理科，還支持周培源克服知識份子在歷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消除顧慮。周恩來在1972年8月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期間，對科學家提出文革以來科技工作沒有規劃，研究工作時間沒有保證，過多地用於社會活動和勞動的意見給予支持。10月6日周恩來指示周培源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對科技工作中的極左思潮進行了批判

這些文章引起了教育和科技領域裡的人很大反響，毛澤東也對知識份子的境遇表示關切，還親自過問了陳景潤的病情和安排治療。周思來在此期間，還對文化、衛生、體育進行幫助，鼓勵刻苦鑽研專業知識，提倡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齊放”。各地出版活動開展起來，出現了排長龍的現象。10月南京舉行了文革以來第一次全國田徑運動會。周恩來還領導了民族和統戰工作，落實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尊重其宗教和生活習慣，幫助少數民族發展和進步。周恩來指示農林部派人赴青海調查落實民族政策，使被破壞的民族關係得到初步改善。周思來在整頓中也使全國政協工作得到一定的恢復。

文革中，大批民主黨派人士受到迫害，全國政協工作被迫中斷。在周恩來過問下，12月全國政協機關成立臨時領導小組，恢復機關的部份工作。廣東省在廣州四次召開愛國人士座談會，聽取各方意見。周思來指出極左思潮”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在一個短時期內，《人民日報》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文革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爛一切”等謬論都遭到批判，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受到廣大幹部、知識份子、工農群眾歡迎。周恩來告誡人們要警惕極左思潮的重現，以犀利的語言揭露無政府主義的行為，使社會正氣有所提升。

慶回歸19周年文藝晚會

香港回歸19周年前夕，香港消防員獻出生命為服務香港市民，譜寫了特區政府為香港服務的主旋律。在香港體育館進行的慶回歸19周年舞劇演出前，大會主持對犧牲的消防員給予表揚和悼念。昨晚精彩的音樂和舞蹈，讓在場觀眾如癡如醉，對藝員的藝術造藝欣賞和讚嘆不已。消防員和藝術家都一樣以自己最高的職業道德，堅守崗位，做好自己，讓社會大眾獲得保護和享受，過上舒心的生活。消防員和藝術家的精神，表現出中國人奮發向上，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境界，具備了一個民族振興的素質，令人敬佩。

反對派或宣揚分裂的一小撮人，企圖以挑撥離間的手法要特區政府不舉行慶回歸活動。他們忍受不了19年來一直困擾他們主子被趕離中國領土的痛苦，妄想用詭計阻止每年一度的慶典，結果達不到目的，只能又發出無耐的呼喊，怪罪梁振英，要他下台。這種軟弱無力的叫囂，只能使他們受到更大的打擊，因為689還會以689票當選特首，全因他們否掉了全民普選。香港的精英階層，或資本家中的多數票還是會投向梁振英。他們想搶奪香港治權，給他們自己的愚蠢，擔誤了人民選擇的權利。他們是民主的罪人。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來都是形容反派的形容詞，這次也不例外。這些人往往以為自己最聰明，但實際上卻愚蠢到極至，連他們自己稍為冷靜的人都看到他們愚蠢之處，但不敢有異議，因為他們都害怕極端份子的攻擊。對於這種愚不可及的、無論好壞一概反對的行為，讓他們自討苦吃。慶祝回歸，除了慶祝之外，也是對反對派的行為一種嘲笑。不理性的人不但對香港無用，對他們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一種諷刺。他們口說想要民主，結果做出來的都是反面行為，有如守門員都不在還蹋Q，射不到龍門裡去。

全世界人都知道這班人口叫民主，一點民主的意識都沒有，連保衛國家安全的法律都搞不清，都要又對。沒有了國家安全，那裡還會有民主可言？連國家都沒有發言權，國民還那裡有說話的地方？難怪香港同胞問這些人，你們要的是那國民主？那國治權？那國發展？對於這一批所謂政治家，香港市民必須問他們，你們要進入議會要為那一國服務？要為那一國人做事？人們慶祝回歸19周年，還為了慶祝19年內反派人物作為反面教材喚醒了被蒙騙的市民，看清了殖民者埋下的地雷，也看清了反華者的嘴臉。

7.1與回歸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1日誕生，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7.1對中國人有著特殊意義。香港在175年前鴉片戰爭中在清朝手上給英國人佔據，在19年前由中國共產黨收回，7.1標誌著中國人在香港屈辱日子的結束。在這個意義上，7.1回歸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中華民族子孫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7.1在香港同胞心中就是一個永遠磨不掉的日子，無論是愛國同胞或是殖民地孤臣孽子，是愛是痛都是根據各人的精神世界而定。是中華民族的子女必感歡欣自豪，是殖民地孝子自會搥心頓足，痛苦萬分。

香港有一批沒有了民族自尊的人視7.1為淪陷日，而中國同胞卻感到無比自豪，煎雪百年恥辱，把英國殖民主義者趕出國土。今年是英國佔領香港在上環大水坑登陸175周年之日。想當年英國殖民主義者得意之情，如今何在？回顧彭定康摺旗撤退一刻，黯然神傷之際，舉國上下歡呼雀躍，讓梁家傑、李柱銘、陳方安生心痛不已。這種情緒讓殖民主義孝子情緒低落，一直延續了19年。每到這一天，他們都會組織人上街緬懷做狗時的快樂，訴說回歸後的不幸，乞求英國收留他們。可惜英國今非昔比，自顧不下。

7.1在中國有兩批人去慶祝，一批是八千多萬的中國共產黨員，一批是香港的愛國同胞。這兩批人加起來有近一億人在同一天慶祝。7.1雖然不是聖誕或佛誕，但卻有著救世的意義，表現了拯救民族、擺脫凌辱的深刻含意。從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來看待這一歷史事件，回歸是中國的一件大事，而每年的同一天出現了必然之中的偶然事件。中國共產黨在7月1日誕生，香港在7月1日回歸，似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對殖民主義者是一種宿命，讓他們無法不於7月1日那天把香港交回到中國人民手中。中國注定了要崛起。

中國是一個禮義之邦，而西方反華者卻擺出不知廉恥之態。在敗退之後，還動用在香港佈下的釘子，四出說香港淪陷給中國了。其實香港回到中國手上，誰也無法再搶奪走。哭喪著臉搗亂也於事無補，只會讓人看到這些人的無能和無賴嘴臉。英國人自以為很聰明，在香港回歸前做了手腳，給香港製造麻煩，拖香港後腿，但有用嗎？在國家寬容大度面前，李柱銘一類代言人只能成為小丑和萬人唾罵的漢奸。做人做到這種程度，既受國人鄙視，也不會為英國人民所尊重。一隻任人耍弄的狗，在7.1那天只能成為笑柄。

文革中突破外貿工作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頂著江青團伙”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等極左言論壓力干擾，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在中蘇交惡的60年代，毛澤東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來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甚至提出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當時由於國際形勢持續緊張，文革處於高峰，這個設想未能實現。文革時，極左思潮蔓延，進出口工作被說成”崇洋媚外”，出口產品質量差劣，進口銳減，外貿急劇萎縮。1972年，在周恩來領導批左中，外貿工作出現了轉機。中國返回聯合國，與西方一些國家建交，削弱敵對國家的長期封鎖，為外貿交流創造了條件。

早在1970年，國內形勢稍有穩定，周思來就展開恢復對外貿易工作。他說，讓外國商人來華做生意，他們賺了錢，我們國家強起來也得到好處。70年代初，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也包括開拓對外經濟關係。他從打乒乓球取得突破，開展兩國貿易關係。周恩來和李先念、余秋里以及相繼恢復工作的陳雲、鄧小平一起頂住極左勢力的壓力，決定抓住西方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根據國內需要，引進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全部引進約需四億美元，報經毛澤東批准。後來又經毛澤東批准引進了六億美元，成套化工設備及1.7米大型鋼板軋機，還定下未來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設備的計劃。

這次的大規模引進，在特定的文革背景下與西方國家的大規模經濟交流，是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取得的成果。此後又陸續追加一些項目，共建了26個大型項目，進口總額達到214億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產。這次大規模的引進，為70年中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周恩來在外貿、金融、開展經濟和技術交流都打下基礎，還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設備。在周思來支持下，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能力，還組團出國考察。

在利用外資的重大決策中，陳雲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研究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及其規律工作，打開和西方打交道的缺口。陳雲說，不研究資本主義要吃虧，要求人民銀行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搜集資料，劃清界線，利用好西方的信貸。在周恩來和陳雲的支持下，利用和借鑒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利用好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完成了國家購買任務，為國家賺取了外匯。同外國人做生意，熟悉人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掌握市場動態，做到心中有數，按供求和價值法則同資本家做生意。周恩來強調學外國的長處，組織一些科學家出國考察，堅信中國必能學到外國的長處，為社會主義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