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治怪圈

一個時期以內，香港發展出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現象，彷彿愛國就是民族狹隘主義，遵守國家憲法就是不民主，法治成了違法者攻擊的對象。香港媒體一時之間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武器，向中央和國家發動猛烈進攻。他們一會兒報導不要建高鐵和大陸對接的負面新聞，一會兒連篇累牘地表揚反國內同胞的消息，把擾亂社會治安的人說成是年青一代的覺醒，大量地把分裂和港獨主張說成是香港人的訴求，無視大多數港人的反對意見。他們要代表香港同胞向祖國宣戰，置廣大市民的利益於不顧，敗壞港人的福祉。

香港700多萬人中，持反面態度的人也有數十萬。這一部份人成了香港不安定的因素，加上殖民地時代留下大量接受殖民教育的律師和法官，對分裂和港獨的危害性缺乏認識，在判案時往往輕輕放過。與此同時，一些律師如梁家傑、余若薇等提倡與國家割裂，分而治之，為分裂主義者找各種藉口辯護，說服法官，讓違法和破壞國家憲法的行為大搖大擺於特區之內。香港政府中有些官員也缺乏魄力，脅於反華傳媒鋪天蓋地的攻勢，在處理違法者時縮手縮腳，造成反華勢力氣焰囂張，歪理橫行，出現了怪現象。

一國兩制不是香港人可以有搞分裂，鬧獨立的自由，而是可以實行資本主義，與西方對接的制度。這些人利用香港寬鬆的選舉制度，鑽入議會，圖謀復辟，讓香港變成反共反華基地，延續殖民地對中國的遏制政策。當然，這些人都有著外國反華勢力的影子在背後指揮。他們以各種名堂騙取選票，仿效台獨、藏獨等活動經驗，在香港故意曲解一國兩制，製造思想混亂，讓一些善良的人墮入圈套，以為他們是為香港人好。他們借香港一些反華份子被國家執法機構扣留調查，說是國內公安在香港隨意執法，煽動對抗。

在香港九月立法局議員選舉之際，他們大量製造對立議題，挑撥市民反對國家對香港具有的主權，煽動分裂，企圖把各種分裂勢力送入議會，以控制香港議會，使議會為市民服務的功能失效。香港的這些怪現象，正是西方反華勢力利用香港的反對派實施遏制中國發展的策略。英國脫歐產生的內亂，削弱了反華勢力的圖謀，加上美國本身經濟在走下坡路，對中國施壓無力，使香港反對派的功能大大減弱。中國在反腐倡廉的前提下，調整國家發展戰略，為未來十年更上一層樓做好了準備。香港只要治理好政治上的怪現象，香港必有大發展的機會。走出政治怪圈，香港可為國家做出大貢獻。

文革中整頓國民經濟

1970年，國民經濟剛開始恢復，企業裡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使紀律廢馳，管浬混亂、設備失修，知識份子受歧視，各級領導對抓生產顧慮重重。周恩來技巧地領導了一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落實經濟和幹部政策。周恩來從1969底到1971年初，主持和召開國務院各專業會議，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文革初期出現的極左行為，提出了近期和中期生產和工作規劃，揭開了1972年整頓的序幕。這期間專業會議之多，為新中國建設史上所少見。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整頓混亂的企業，批判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

國務院明確規定，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張春橋對糾正極左思潮和”空頭政治”極為反對，挑動反對派阻止通過抓品質、減低材料和燃料消耗、成本核算等措施通過，指”文件長了，不好發”。但是會議的精神受到廣大幹部和有正確認識的群眾支持，由與會代表廣為傳播，對恢復生產起了推動作用。周恩來從質量入手，對極左思潮進行批判，指援外飛機和汽車，出口罐頭和照相機等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對國家和人民無法交待，必須糾正。

1972年10月至11月，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召開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提出要切實地管好企業，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指標後，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於職工福利和先進生產者。周恩來批准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提交給1973年一月的全國會議討論，搞好綜合平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計時工資加獎勵，可實行計件工資等等。與此同時，金融體系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調整，肯定建國20多年的銀行職能作用，對農村金融工作、信貸、外匯、現金和工資基金管理都進行了整頓，健全了銀行機構和人員建設的問題。

周恩來從1972年至1973年間，採取果斷措施，整頓糧食統銷工作，調整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強調統一計劃和遵守紀律，同時也批評農村經濟工作中的極左思潮。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反對平均主義和分光吃光做法，強調公共積累。1972年間，根據周恩來《指示》的精神，《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評極左思潮在農業方面的表現，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終於1973年，在勞動管理、自留地、分配制度上都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改變，使冒進造成的危害得到緩解。1973年成為文革那幾年國民經濟最好的一年，財政收入達到809.7億元，實現收支平衡。

毛澤東、周恩來批極左和落實幹部政策

林彪事件使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對文革產生懷疑，引發人們思考，對批判極左行為提供有有利條件。毛澤東雖然不能從整體上認識文革錯誤，但他受到很大震動，引發他重新思考，放棄幾年前讚揚和肯定文革的態度，加深對極左危害性的認識，認為在必要的範圍內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批評林彪的形式主義。11月20日，他在又一次的談話中說到林彪警衛工作因林彪事件感到臉上無光，說中央何嘗不是一樣。在1972年6月接見外賓時說，這些人火燒英國代辦，”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其後台就是林彪。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反省和悔悟，並轉向務實。這個變化是初步但也是明顯的。毛澤東的變化，對抵制文革錯誤提供了可能，使與江青等人的鬥爭中一度處於有利地位。文革開始後，周恩來一直在可能範圍內抑制極左思潮泛濫，在奪權高潮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對不可一世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採取斷然措施，遏制極左勢力。在批陳整風運動上批判極左思潮。周恩來在一系列專業會議上，嚴肅批評一些部門極左行為。周恩來要求掌握政策的指示，得到人們的擁護。

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是在毛澤東支持下，落實幹部政策，推倒加在許多幹部頭上的誣陷不實之詞，把他們解放出來，恢復原有待遇，以至安排一定的工作。1968年下半年以後，因受到林彪、江青等人阻撓，政策落實舉步維艱。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改變了對一大批老同志的看法，直接過問高級幹部的落實政策工作。對曾經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採取了肯定的態度，指陳毅、葉劍英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和他們吵，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我們搞不清楚。這些話實際上是為”二月逆流”平反，毛澤東叫周恩來和葉劍英向病中的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趕到醫院傳達幾小時後，陳毅逝世。

毛澤東抱病臨時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為中國革命立下大功”。這個消息給受到衝擊的老幹部帶來了解脫的希望，紛紛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來信上作了批示，此前也批示讓陳雲等恢復工作。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要對一些領導同志的冤案承擔責任，提出給賀龍、”楊、余、傅”和羅瑞卿平反，承認自己聽了林彪一面之詞。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把握機會，指示對一些老同志解除監禁，推動全國落實政策，讓全國各地工程技術人員回到專業技術崗位，給96%以上的人恢復工作。

在絕望中看到希望

香港在戴耀廷一類教師的帶動下，學校裡出現了一些政治的狂熱學生，在港大、嶺大、中大進行”黃衛兵”式的擾亂校政和衝擊行為。從報章上的報導，似乎各大學都淪陷了，香港的大學生沒有一個是懂事、理智的人，好像香港大學教育完全失敗，香港沒有一個好人。但人們只要細心觀察，冷靜思考，人們會會發現在大學內持偏激思想的人最多只有一二百人，佔學生中的極少數，絕大多數學生不會參與擾亂校政的行動。努力學習、一心向上的學生還是佔絕大多數，其中對政治和國家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的學生也遠遠超過偏激的學生。教育當局如能採取正確的教育政策，大部份學生還應是可造之材。

過去香港教育對中國歷史和國情都採取放任態度，任由老師自由發揮。這就給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由”黃色”思維的老師給學生洗腦。他們把國際霸權主義思潮引入香港，進行顏色革奪權的宣傳，實行不尊重憲法和大多數人民意願的專橫民主，代替人民民主，圖謀奪取香港的話語權。殖民地留下的法治機構中的餘孽，繼續以脫離國家憲法的方式解釋法律，使市民感到大惑不解，製造思想混亂。可是另方面，我們也觀察到法律界中有人對那些墮落行為進行糾正，讓法律回歸服務於國家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

社會上出現了各式搶奪管治權的小組織，借爭取權益的名義欺騙市民手中一票，讓他們上位，以實現他們遏制香港發展的圖謀。他們把目標對準中央和中國共產黨，妄圖以騙取的選票進入議會，繼續其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這些組織以偽善的面目展現於人前，嬉皮笑臉迎人，讓不明就裡的選民墮入他們的圈套。這種鋪天蓋地而來的攻勢，好像香港快要被攻陷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可是人們也注意到，香港的正能量正在成長，正氣也在上升，維護一國兩制，保衛香港穩定繁榮的隊伍一個個走到街頭。

香港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也是香港能否脫離險境，讓正氣獲得顯揚的關鍵時刻。每一個希望香港回歸正常，回到建設香港的軌道上去的人，都必須在一些令人絕望的現象中看到希望，保持信心，以自己的愛國心來維護香港的繁榮。每一個人的努力都是對民族的一分貢獻，都是對先輩流血，為中華民族振興所付出貢獻的報答。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香港市民必須勇敢地站在愛國者一邊，謹記自己是炎黃子孫，要與分裂主義者劃清界線。我們在對那些被洗腦的人絕望之餘，必須看到光明，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

“批林整風”運動

九一三林彪事件後一段時間裡，國內很多人都不明原因，議論紛紛。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陸續揭發林彪集團一系列陰謀活動的重要文件，逐層傳達，群眾對事件本身的猜測逐漸平息，但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議論明顯增多。1971年9月29日，中央宣佈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審查。9至10月間，李富春召集中央老領導陳毅、聶榮臻等舉行九次座談會，譴責林彪的武裝政變罪行。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的問題。中央慎重、妥善地對捲入的人和單位進行審理、清查，並對空軍、海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等單位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的調整。

在揭發、清查過程，一些原造反派組織的少數人趁機混水摸魚，拉山頭，一些領導幹部又受到批判和衝擊。軍隊和地方幹部之間矛盾加劇，工廠停產，一些地區又一度出現混亂。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中央在各地召開工會議，統一幹部認識，調整班子，穩定了局勢。按照毛澤東的佈置，全國範圍內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林彪事件對中共和全國的震撼是巨大的，動搖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理論的看法。由於林彪集團是以極左面目出現，自然批判也集中在批極左思潮，客觀上有助糾正文革極左錯誤。

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比較系統地糾正極左思潮，落實幹部政策，恢復正常秩序，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毛澤東在承認並糾正文革某些錯誤的同時，卻仍然堅持文革錯誤的指導思想，特別對極左思潮的江青等人仍然受到信任和重用。這使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無法進行到底，而使局勢有出現大反復的可能。廣大幹部群眾對林彪陰謀活動十分憤慨，但感到要批深批透不容易，怕出錯，等待上級表態，大家都採取回避態度。由於歷次運動都有擴大化現象，這次也出現了互相指責，無限上綱的情況。

當時由於有各種文件限制的範圍，不能觸及文革錯誤理論的前提下，批林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領的形式主義，整風運動難以深入下去。毛澤東在1972年5至6月會議中公報了林彪借他的語錄整人的事實，但都無法解決批林如何深入的問題。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是為了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真正反映群眾意願的整風運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架。毛澤東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對否定文革不能容忍。江青集團趁機發動反擊右傾回潮風，周思來落實政策的努力被迫中斷。

培養愛國的下一代

香港一般人都比較善良，有上進心，法律觀念也比較強，對一國兩制的基本法非常尊重和樂於遵守。但一樣米養百樣人，其中也有一小部份人在反對派的誤導下走入誤區，把自己和祖國對立起來。他們在反華言論的引導下對國內同胞產生誤解和歧視。究其原因，就是反華傳媒把國內同胞一些農村習慣加以渲染，使一些不懂分析的人以為內地同胞都一概不懂文明，不講衛生。在香港反對派的誤導下，有些年青人走上反內地遊客的怪圈中去。公民黨的毛孟靜在這方面起了極惡劣的作用，帶頭把內地客當蝗蟲驅趕。

這部份帶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的人，除了自己偏離了生活的正常軌道外，也讓別人感到不舒服。香港出現這種現象，實在讓人痛心。這種現象不是年青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是因為挨餓而對逐漸富裕起來的同胞妒忌，而是出於反華勢力在香港通過媒體，攻擊中國種出來的惡果。他們跟從美國中情局的宣傳口徑和策略，向年青一代中洗腦，讓他們鄙視自己同胞和國家，讓他們產生離心，製造分裂。在西藏搞藏獨，在新疆搞疆獨，在台灣搞台獨，在香港搞港獨，是西方反華勢力企圖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戰略部署。

要處理好香港問題，首先政府要關心國家和香港政治安全的問題，要把基本法中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立好。其次要在教育上對學生進行為國主義教育，了解中國歷史和國家發展的前景，讓年青人懂得為國家發展和個人前途而讀書。一個不了解國家真實情況的學生，在偏見和有色眼鏡的掩蓋下，難以對國家產生感情。香港年青人在媒體惡意製造偏見的宣傳下，無法正確了解國家的現代化努力和在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沒有愛國的下一代，中國的崛起會遇到阻力，中華民族的復興會受到人為的障礙和挫折。

在回歸後的香港，培養愛國的下一代非常重要，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讓反對派和反華傳媒說我們向下一代”洗腦”而不敢名正言地進行。愛國心無論在任何時代和對任何國家都是最可寶貴的品格。一個不懂愛國的人，你要他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實在有點難度。縱觀歷史上的叛國者和漢奸走狗都是沒有愛國心的人，這種人只要有奶便是娘。香港佔中一役，李卓人、梁國雄、梁家傑都收受黎智英的政治黑金，結果都成了他的一條狗。黎智英又是收受美國政治黑金的源頭，結果香港受到了沉重打擊。據此，人們應重新思考培養下一代愛國者的重要意義。

福州天主教堂

福州天主教堂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解放後天主教堂經歷了一些波折。福州天主堂原神父姓鄭是父親小時候的朋友，後來做了神父。解放後在三反五反中給送去改造，一改20多年，直到四人幫下台，鄧小平出山實行改革開放，他也獲得了解放。不久，他還得到中國天主教會委任為福建省主教。國家宗教局對他關心無微不至，使他傳教工作發展順利，把老教友組織起來做禮拜，傳揚上帝的旨意。他除了把福州天主教堂恢復外，還在長樂地區的半山建了一座全新的教堂、修道院及養老院，把傳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我大姐是一位虔誠的教友，她每年從美國回來都會來看望這位當了主教的叔叔。我因為大姐的原因，也陪他去看望過鄭主教。有一年，他以93高齡帶我們去看他長樂新建的教堂和他為一千多教友做彌撒的場面。幾年後他去世了，大姐還不斷從美國回來去福州天主堂望彌撒。現在的福州天主堂富麗堂皇，座落在閩江邊，給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包圍著。福州的變化令人刮目相看，而福州天主堂也重新佈局，而且還把原神父、修士居住的樓移動了五十米，保持了天主堂址的原貌，但看起來更宏偉、更有聖殿之感。

因為教堂靠近我老家五分鐘路程，大姐每天早上六點都要我陪他去望彌撒。想不到每天早上都有男女五六百教友在教堂內。每天早上能有這麼多人到教堂為自己靈魂做工作，恐怕只有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才能做到。在社會主義中國，退休的老年人自己有一份穩定的退休金，兒女又長大成人，想的就是未來靈魂的去向。想上天堂，想兒女平安、有成，他們就需要心靈的安靜。只有上帝才能幫助他們滿足心靈的需要。慈悲、善良、博愛是上帝的旨意，而宗教能起這種作用，作為國家給他們以信仰自由，非常合理。

福州天主堂的變遷，使人看到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在保護民族文化之餘，也保護宗教自由。對於邪教和歪門邪道保持警惕，才能讓真正導人向善和慈悲之心得以弘揚。要讓宗教獲得發展，必須打擊邪教去殘害人的心靈。不清理社會上的壞人，讓壞人利用宗教為非作歹，宗教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國家必須嚴格執法，把不純的宗教鏟除，才是保護宗教信仰的良方。福州有發展很好的天主教，在河南周口的基督教在宗教局的指導下，正常傳教，教友發展到70萬人。誰要說中國沒有宗教自由，完全是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