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與宗教

共產黨人絕大多數都是無神論者，但中國共產黨人和宗教界人士卻有著各種聯系，可說是入鄉隨俗的表現。中國的歷史發展了數千年，各個朝代的皇帝都和各種僧人有著各種關係，中國共產黨治下也有宗教局，管理宗教事務，也讓人有信仰的自由，同時監察有人呃神騙鬼，保護人民的權益不受侵犯。宗教信仰無所謂好壞，只有利用宗教做壞事的人才最可惡。共產黨一直對利用宗教做壞事的人有很高的警惕，在近一百年裡，共產黨見過無數利用宗教做壞事的人，也見過不少宗教人士給社會做過的好事。

共產黨人有很大的包容性，對宗教信仰給以自由是由於看到宗教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宗教對社會的積極性在於導人向善，更注重心靈的修養。可是信宗教的人卻常常希望借助神的力量，給自己添財、添福，忽略了靈魂的豐盛。祈求平安、有好的姻緣、財運亨通、兒孫上進，都屬人的正常思想。這30年來，神靈好像特別靈驗，求風得風，求雨得雨。各種信仰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無論是天主、耶穌、佛祖或其他神靈，都有人篤信不疑。求財的得財，求子成龍的，兒女成高幹、高管、高層或入高校。

最近30年，各種神佛在中國好像特別靈驗，使信眾越來越多，越堅信自己獲得神靈的關顧。全國各地香火鼎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越來越多教徒相信國家得到神靈相助，而用心思考中國通過建國67年的奮鬥取得今天成就的人只有很少一部份。他們要嘛相信自己本事，要嘛相信神靈相助，對於國家採取正確的管理模式和政治制度想得很少。我們不反對宗教，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但我還是希望提醒國人，正確理解前人創下的良好環境，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成果。國家能夠有發展，領袖功不可沒。

保護國家安定團結，不給國家添亂，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如果你還能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出力，那你就是民族英雄。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有信仰，都要為國家和民族福祉著想。每個人都有慈悲之心，國家就會發展得更快。那些想把國家搞亂的野心家或外國反華勢力，絕不是宗教所應有的行為。光從這一點看，法輪功要”天滅中共”就是邪教中的邪教，一點慈悲都沒有，更不要說是上帝的旨意。國家治理邪教和擾亂國家的惡勢力絕不能手軟，否則對13億蒼生不仁。我們要代替上帝把製造生靈塗碳的人送入地獄。

林彪集團的覆滅

在批陳整風之際，林彪集團意識到情況不妙，加快準備政變的步伐。林彪之子林立果起了惡劣的作用。早在1967年4月，林彪通過吳法憲把林立果安排到空軍，任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秘書。1969年根據林彪要求，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吳法憲吹捧林立果是”一顆政治衛星”，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在林彪精心培植下，林立果既沒有在基層鍛練過，沒有空戰實踐經驗的25歲青年，成了空軍的“太上皇”。林立果打著林彪的旗號，依仗吳法憲的支持，插手空軍的一切工作。

在林彪的支持下，1969年10月，吳法憲批准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以他為首，有周宇馳、劉沛豐、于新野等組成的調研小組。這個小組成為日後進行陰謀活動的骨幹力量。1970年，這個小組改名為”聯合艦隊”，經常到各地搜羅骨幹，培植親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設立秘密據點，私藏槍枝、彈葯、電台、竊聽黨和國家機密。1971年3月，他們看到林彪權力可能會被削弱，商定了實施篡權計劃，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妄圖通過謀害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據此，于新野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武裝政變。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到一些省市視察，和軍政負責人進行多次重要談話，表明”批陳整風”沒有觸動林彪等人不能解決問題，希望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了解中央內部的嚴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細而繼續跟林彪走。毛澤東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並說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在談話中，毛澤東批評林彪讓自己的妻子做了自己辦公室的主任，批評了對林立果的狂熱吹捧，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林彪等人通過各種渠道了解談話內容，於9月8日下達在上海蘇州鐵路上謀害毛澤東計劃。

葉群向林彪報告，叫林立果行動，同時準備攻打江青、張春橋等人住的釣魚台，到上海捉王洪文。與此同時，為另立中央或叛逃做好準備。毛澤東了解到林立果的異動，提高了警覺，9月10日到了上海沒有下車，接見了當地負責人，11日即一路不停全速北返。林立果在謀害毛澤東計劃落空後，驚恐萬狀，12日晚與林彪、葉群決定實施南逃計劃。當晚10點30分，周恩來接到報告，他雖不了解整個情況，立即下令徹查自調飛機到山海關的原因，並命令其立即飛回北京。林彪等知道南逃計劃失敗，9月13日強行北逃叛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身亡。林彪事件引起全國人民思考和反醒。一個提倡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捧上天的人為了權力挺而走險，實在始料不及。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破產，使毛澤東陷入極大的痛苦之中，也使中央冷靜地思考文革的問題。

批陳整風運動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等”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提出不要上不懂馬克思人的當。為了穩住林彪，毛澤東特地寫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樣的話。九屆二中全會開始批判陳伯達，吳法憲也受到批評。在慌亂中，這些人私下活動，商討統一口徑的策略。全會議程回到原定議程後，批准了國務院1970度國民經濟計劃報告和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毛澤東稱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中央宣佈了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的決定。

從表面看，這次會議是對設不設國家主席的辯論，其實是由陳伯達、吳法憲出面與張春橋等展開的鬥爭。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在文革中積累了不少矛盾，轉化為毛澤東領導的反對林彪集團的陰謀和分裂活動。毛澤東高度警惕，採取了一系列制約林彪集團的措施。林彪集團勢力被削弱，江青勢力逐漸上升，野心也”迅速膨脹”。林彪兒子林立果對他的心腹說，”看來這個鬥爭還長”，”我們要抓軍隊，準備幹”。由於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鬥爭，國民經濟計劃和戰備決議都只是草草通過。毛澤東提議大家學些哲學。

1970年11月16日，中央發出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揭露他假馬克思野心家的面目。”批陳整風”運動因而從上而下的開始了。陳伯達在文革中直接參與誣陷黨和國家一大批領導人，製造大量煽動極左思潮的輿論和迫害幹部的冤案，引發矛盾和衝突。根據毛澤東的一個指示，在繼續批判陳伯達的同時，還批判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971年1月，中央宣佈改組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為司令員，謝富治為第一政委，還派人參加中央軍委辦事處，打破黃永勝把持的局面。毛澤東把這措施稱為”摻沙子”。

林彪集團權力被削弱，毛澤東說，實際上是通過部隊整風，對一些不正常的地方進行調整，叫”甩石頭”。吳法憲等人受到批判既恐慌又不滿，作檢討時避重就輕，隱瞞事實。毛澤東指”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中央軍委召開有165人的座談會，議程是”批陳整風，但黃永勝等心存抵觸，不深入揭發陳伯達，毛澤東則抓住不放。他不滿衝突中負主要責任的林彪既不檢討，也不表態，甚至不露面的消極態度。在削弱林彪集團權力的同時，江青勢力得到擴張，掌控了傳媒，由康生任宣傳組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任組員。

正面看待國家

香港有些人凡事必從反面看待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從不會從正面審視和觀察其中原由。例如見到禁書在國被禁，不問情由就說是妨礙出版自由，還說在香港能出版的為什麼到了中國就成為禁書？還說為了保護出版和言論自由，香港人必須站出來發聲。我認為這是無知和幼稚的言論。法輪功在香港能夠活動，不是因為他是好東西；胡說八道的文章在香港能夠出版，也不是那是什麼優秀作品。禁制不良意識，打擊惡意中傷的出版物，是對法治精神的尊重。管理好影響社會秩序的宣傳和行為，是人民的正當要求。

一個胡言亂語的民族，愛好道聽途說的謠言，國家必有大難。管理宗教行為，分清真假，不讓少數人利用宗教行騙，毒害民眾是政府必須做出的正確行為。制止謠言的傳播，正確引導社會生活有有序運行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要保護好人民，正確引導人民為國家發展出力，必須抵制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的言論。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大政思想不能統一，整天歪歪扭扭鬧別扭，國家和人民難以統一，要把國家建設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要改變命運，在大政上必須統一，不能讓錯誤思想傳播，破壞團結。

團結是有原則的，凡對國家不利的事不能做，對國家發展不利的話不去說。只有這樣，人民才能一心搞建設，讓中國盡可能快地走上繁榮和發展之路。總是抱著負面思維的人，有破壞無建設，總以各種理由拖國家後腿，甚至拉布，不讓香港發展，製造思想混亂，對國家會有什麼好處？只見其弊，不見其利的言論被禁有何不好？中國要崛起，民族要振興，提倡正能量，正是全中國人民的呼聲。把負能量剔除，弘揚正能量，正是社會獲得發展的動力。那個國家不是這樣做？那個國家不去禁止誹謗他人的言論？

中國社會並不是完美無缺，也像所有國家那樣都有缺陷，但我們必須學會正確看待發展中的問題。有問題就積極解決，有貪官就堅決打擊，有缺陷就想辦法修正。不能一有錯誤都說國家不對，政府有錯，拿不出辦法，說了也沒有用。能拿出正確而有效的方法才是國家所需要的。說三道四，越說越糊塗，越不能解決問題。正面看待國家內部的問題，尋找有效的手段處理，才是對人民和國家負責任≒的做法。去搞群眾鬥群眾，甚至和國家對抗，只會把國家搞亂。能夠領導人民解決問題的人才是國家最需要的人才。

我愛妳香港

我愛妳，香港。妳是培育我成長的地方，是我扎根的天堂。妳越來越可愛，因為妳擺脫了殖民的統治，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妳在香港同胞的辛勤勞動和智慧的付出下，發展成今天的樣貌。殖民地的法律曾保障過殖民主義者的利益，如今在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的保證下演變成保護香港利益的法律。香港的法律經一百多年的蛻變，變成現代化、去除殖民者利益的法律，保護全世界投資者的正當權益。香港成了全世界最自由的商業城市，變為中國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香港，我愛妳，因妳是祖國一塊無比珍貴的瑰寶。

我愛妳，香港。我不會讓妳給反華勢力所摧殘。保護妳的純潔和對祖國的忠誠，是中華兒女神聖的職責。任何存心不良的份子，別想沾污妳的聖潔。祖國這塊寶石和明珠，香港人視同掌上明珠，是全國人民如珠如寶的神聖領土，誰想把她分割出去都是絕對不被容許的。全香港的中華兒女會以熱血和生命予以保護。誰提出港獨和分裂主張都是全香港同胞的敵人。我們絕不容許任何人有非份之想，更不容許外國反華勢力在香港與風作浪，騷擾香港健康的肌體。任何侵犯我國領土的企圖都必將給13億人民的意志所粉碎。

我愛妳，香港。妳是13億人民的一面旗幟。妳是國家一座面向世界的友好之都。妳敞開胸懷擁抱世界，給全世界人民打開一道通往祖國大地的大門，讓他們了解中國，走向中國，擁抱中國的繁榮和發展。香港是一帶一路國策通往世界的大門。我們要共同發展，共建、共贏，互惠互利，讓周邊國家都發展起來，建成一個美麗的世界。中國人民的美好心願，從香港釋放出友好的信號，伸出友誼之手，與世界共創美好的明天。我們將一代一代的為此而奮鬥，我們必能有所成。香港的年青一代將和祖國攜手，共創未來。

我愛妳，香港。妳是我心中的希望。我們不能讓不肖子孫折磨妳。我們必須把這種壞人驅逐出建設香港的團隊，不能讓他們肆意搗亂。反對中央、對抗一國兩制的安排，破壞基本法是罪大惡極的行為。不能給這種人削尖腦袋，鑽進持區的管治團隊裡。我們要用自己手中一票，把他們驅逐出議會，讓真正願意為香港美好未而服務的新一代進入管治隊伍。我們不能給騙子奪權，用拉布和擲杯等惡行來折騰香港。我們折騰不起，必須要有緊迫感去創造新生活。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保衛祖國的明珠，以表達我們的愛意。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矛盾激化

在文革”鬥、批、改”運動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林彪妄圖篡奪國家最高權力事件。陰謀破產後，林彪等人乘機外逃，結果機毀人亡。在文革當中，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依靠動亂和鼓吹極左思潮，攫取了國家和黨的大部份權力。九大後，毛澤東希望通過”大亂”達到”大治”，而全國人心思治，中央採取了相應措施。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則想獲取更大權力。此時，江青和林彪在權力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銳。1967年林彪借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打倒了羅瑞卿，把黃永勝、李作鵬、丘合作保下來，掌握了全軍的運動。1968年3月改組和成立了以黃永勝為組長、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組成的中央軍委辦事處。

原本林彪和江青並無多少來往，在文革中則走到一起，誣陷政軍一大批領導幹部，使他們越來越緊密勾結在一起。1966年8月14日，林彪、葉群炮製的誣陷劉少奇材料送江青往上報。9月8日，林彪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江青馬上響應，聲言”賀龍是壞人”。11月，林彪未經軍委討論以軍委名義下令聘江青為”全軍文化工作顧問”。在整理劉少奇黑材料中稱江青是傑出的黨內女同志，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1968年10月，在討論九大黨章會上，堅持要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在文革中他們互相勾結和支持，沒有林彪的支持，江青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能量。但野心家的勾結，為利益始終不會長久。

1969年9月，林彪擔心張春橋有可能成為”接班人”，張春橋則擔心手上沒有軍隊。隨著九屆二中全會臨近，兩個集團的矛盾表面化起來。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要設立國家主席一職，提議毛澤東擔任，毛澤東在外地獲悉後表示不設國家主席一章，說”我不當國家主席。周恩來主持會議，傳達了這一意見。會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毛澤東知道後，重申立場，給林彪寫了一封短信申明自己的意見。但林彪堅持己見，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散播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林彪讓黃永勝要吳法憲等人在憲法修改會議上寫上國家主席一章，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8月14日晚，吳法憲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並與康生發生了爭執。8月兩次會議圍繞”三個副詞”問題使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矛盾激化。8月23日，事先未曾表示要在會上發言的林彪突然要首先發言，說”毛主席是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進一步強調說”毛主席是天才”。林彪集團口徑一致，迷惑不明真相的與會者支持他的論點。 這些活動打亂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原定的議程，毛澤東說，誰堅持，誰當國家主席。會議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第六號簡報。

談民主政治實質

民主並不能解決世界問題，也無法讓世界變得更好。美國號稱世界民主國家，但民主並不能使他不把軍艦駛入中國南海進行挑釁，也不能讓他不把軍隊開入人家國家殺人，把人家國家炸得爛爛溶溶。民主在這個層面上說，並不是好東西，而是導致授權惡行的制度，讓惡行理直氣壯地橫行。民主的倡議者是為了讓人民有作主的權利，但很多時候卻給壞人用來作惡。壞人都想作人家的主人，借民主之名結黨營私，把小圈子的利益無限放大，不顧大多數人的福祉，就像香港那些高喊民主的人，可以置香港利益於不顧。

作為政治制度，民主是用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即調整和確定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其核心是經濟關係。從歷史上看，首先提出民主要求，為實現民主而奮鬥的是當時新興的資本家及其代表人物，以分權制衡和多數決定來建構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在價值觀上主張”人民主權”，以英國和美國為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民主制度下的選舉都被刻意地限定在”某一群有資格的人”中。經過三百年漫長的演變，建立了擁有選舉權的普選制度，也不過是以”金錢代替了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

到目前，西方國家依然通過”金錢政治”，把國家權力牢牢掌握在統治集團手裡。這種現實是人們認識西方民主時不能忽視的，而且要用以對比香港的普選民主制度。香港既然要維持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資本主義，就不能不明瞭香港民主制度的本質。香港民主制度的權力在一千多名選委會成員手上，比美國集中在幾百名選舉人票上開明得多了。美國有三億多人，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那個更民主，聰明的香港人一定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民主不民主，什麼是國際標準，戴耀廷和他同黨到底研究過沒有？

觀察西方民主的起源過程，他們提出的內容無一例外是為保護和擴展自己的利益。由於他們擁有大量財產，具有一定地位，他們提出的要求就是首先制定保護私有財產和有產者人身自由和權利的法律，進而落實集團對社會的經濟權力，主要是稅收權力的掌控。議會制度在現代西方民主政治中普遍實行，一切有產者的政治性格，就是有錢就要說話，就要擁有政治發言權。從李澤楷在某歌星遭愛國者抵制被炒後，就高調說要永遠錄用她，充份表現出有錢就要有權，就要統治社會的霸道嘴臉。西方民主實質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