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計劃制定和”三個突破”

自1969年開始，由於形勢相對穩定，社會生產比較正常進行。經過幾年的動亂，廣大民眾希望結束紛爭，發展生產。1969年全國掀起的戰備高潮，以戰備為主任務的建設得到迅速恢復和擴大。根據周恩來指示，中斷兩年的全國計劃會議以座談會形式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中央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整頓生產秩序，真接派出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頓的工程迅速重新上馬。1969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扭轉了文革造成的滯後局面。

1970年2月15日召開全國會議，擬定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把對付外敵大規模入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強調集中力量建設三線戰略後方。工廠佈局要求”靠山、分散、隱蔽”。每個大協作區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冶金、國防、機械、燃料、動力、化學等工業，建設比較強大的農業、輕工業和比較發達的交通運輸業。”四五”期間，除少量受資源限制的產品，盡可能做到自給自足。由於急於求成，依然存在冒進傾向，忽視經濟效益和人民生活，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雖然這些計劃難以避免出現的缺陷，畢竟結束了文革的無序和無政府狀態。由於國務院有力的措施使建設有所進展。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及廣大群眾對動亂的抵制與抗爭，減少了文革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但這種增長帶有恢復性質，大家對實際情況缺乏清醒認識，認定是”抓革命，促生產”出現的”新躍進”，促使一些人產生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高速度的追求。”四五”計劃期間的不切實際指標，不惜代價建設強大戰略後方，發展小而全的經濟體系。各地區、各部門層層加碼，冒進之風又起。各種”會戰”層出不窮，互相攀比，爭相鋪攤子，國家基建計劃一再被突破。在這種氣氛下，盲目上項目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導致佈局分散，管理混亂。基本建設投資過多，擠了農業、輕工業，給經濟發展留下隱患。

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局面，使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800億斤，大大超出預定計劃。隨之而來出現了貨幣發行量的突破。周恩來尖銳地指出：”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個突破”。1972年為解決糧食困難，除進口外，還挖了國家糧食庫存。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一場向地方盲目下放權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大變動，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這樣短時間裡過多、過猛地下放大量骨幹企業，打亂了原有的協作關係，造成企業管理混亂，難以維特正常生產，大大降低了經濟效益。

香港政府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政府是否要包香港人幸福？

答案是否定的。幸不幸福是人的選擇，你選擇自我滅亡，自我墮落，你就自己折墮；你選擇上進，自強不息，你就找到快樂。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人的想法千差萬別，香港政府要建成一個環境，有給人去追求自由意志的條件，有環境給人去自由發展自己的理想而不妨礙人家的自由和理想。這樣的政府才是香港市民所擁護的環境製造者。黃韻詩要自由，又不讓人家有按勞工法解雇她的自由，這是香港市民所不理解和容許的行為。

政府是否要包你生、老、病、死？

政府沒有這麼大能耐，政府要努力建設良好的經濟環境，讓人能夠在其中休養生息，發展自己。每個人都要通過完善的社會制度，努力發展自己，給自己買好保險，生兒育女，接受教育，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生、老、病、死作好規劃，對自己負責。政府要創造條件，用好公共資源，辦醫院、學校，文化設施，讓社會有條件去進步。要政府包你由生到死的想法，是廢人的想法，是不能做到的。但救濟有需要的人是一種社會慈善工作的一部份，政府會鼓勵人們去做。

政府要保護違法和反政府人的權利？

違法和反政府權威是現代社會絕不容許的行為。有人以為民主、自由也包括了這種主張和自由，完全脫離了現實政治和社會規則。法律由前人經歷無數事件逐步發展和訂立，要改變也必須通程序逐步改善。任何自說自話，強要政府服從的行為都會削弱政府的權威，會增加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法治是社會基石，任何人都不能隨意破壞和削弱政府的管治權威。嚴正執法正是克服擾亂社會穩定和平靜的手段，政府不能自廢管治武功。

基本法是否可守可不守？

基本法是強制性的法律，任何不願意遵守的外國遊客，就一定不會被批准在香港逗留。不願意遵守基本法的香港人就最好不要在香港居住，自行選擇去一個自己喜歡的地方生活。勉強自己在香港居住，而又做出本土分裂和要求獨立的行為，不但侵犯了香港居民的安寧，擾亂了社會的穩定和繁榮，還對全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必會受到懲罰。政府不對你採取行動或懲罰，就會違背全中國人民的意志，這樣的政府不受人民擁護。因此在政府內工作的人員必須嚴正執法，去除禍害香港的不法份子。

戴耀廷又搞違法”雷動”

戴耀廷是違法鼻祖，香港真多得他不少。他現在又想以違法行為替泛民助選。助選本來沒有問題，但香港選舉規定，爭取選票的過程，經費有個上限，不能超越限制。戴耀廷的”雷動計劃”就是幫助泛民的候選人突破經費限制，為他們在背後投放更大宣傳和競選經費，而不計入最高限制之內，助其上位。這種行為屬違法行為，只有無法無天的人才會去高調公開自己的行動，企圖迫政府接受他的違法行為。繼違法佔中後，戴耀廷又在搞違法的”雷動計劃”。政府和市民必須合力反對戴耀廷的違法行為，將其繩之以法。

佔中一役，香港吞下了戴耀廷違法的苦果，現在是否又讓他的”雷動計劃”橫行霸道？市民和政府是否聽之任之，應好好思考。”雷動計劃”背後有金主，首先必須切斷其政治黑金洗白的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出其不意，將其打垮，不能像上次佔中霸路那樣讓他橫行無忌。政府必須成立專案小組端掉他的犯罪團伙，讓他”雷動”不得。戴耀廷當然考慮過各種法律隙去鑽，但捉賊必須先佈好天籮地網，讓犯法者自己鑽進出，然他將之殲滅。只要做好準備，不讓壞人有機可乘，違法份子再周詳的計劃也無計可施。

戴耀廷公開他的”雷同計劃”破壞公平公正的選舉原則，政府和市民也必須公開打擊他們違法行為的決心和計劃。違法份子在政府道高一尺下，就會魔高一丈，因此政府必須在此基礎上再來一尺，違法份子就無所施其技。一切在於決心，在於克服違法份子給香港製造的困難。香港必須在法治上狠下苦功，不再縱容，否則久而久之，違法份子就為讓整個社會潰爛，難以治理。執法和司法必須牢牢掌握在市民和政府手上，否則香港就難以再起成為活力無窮的亞洲小龍。法治是香港東山再起的基礎和一國兩制的保障。

對於”雷動計劃”幕後的勢力，人們已經覺察。他們百密必有一疏，執法人員只要用心去追尋，嚴密行事，必會有所獲。這次再也不能讓戴耀廷的”雷動計劃”雷打不同，聽之任之，而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之擊潰。全香港市民要配合政府行動，任何社會壞份子就無法給香港造成傷害。戴耀廷及其背後勢力要把拉布和搗亂議員送入議會，政府和市民就要動員起來，讓真正肯為香港出力的人讓他們成功當選。全香港市民必須看清誰在為香港的福祉工作，誰要把香港拖垮以利於國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振興的計劃。

全面展開”鬥、批、改”

九大之前，毛澤東提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毛澤東希望通過這個運動，在各個行業落實一些政策，清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影響，樹立新風尚、新思想，鞏固文革成果，達到促生產、促戰備的目的。他親自抓”六廠二校的典型。當時大多數各級領導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很多教授、專家、工程師、作家都被當成”反動權威批鬥。”六廠二校”經驗提出”一批二用”、”注意政策”、”給出路”，強調”抓革命，促生產”，抑制了極端化，對緩和矛盾起到一定作用。

“鬥、批、改”主要內容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對象是所謂”走資派”及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以及群眾組織裡的壞頭頭和”混進組織裡的壞人。清理隊伍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成為派性鬥爭、挾嫌報私、排除異己、打擊報復和處理”歷史問題”的堂皇理由。許多人被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誣為”階級敵人”。1970年1月和2月”一打三反”運動，再次釀成大量冤假錯案。清查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也沒有正式宣佈完成，株連大批親屬，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嚴酷氣氛。”整黨建黨”，防止官僚和腐敗，毛澤東原想建立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但當時不提領導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

整黨要吐故納新，清除廢料，吸收新鮮血液，抽象地講，並沒有問題，但在文革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吸納的都是”造反入黨”、”吐疏納親”，結果一部份符合條件的黨員被排擠，接納的一部份卻是不合格的黨員。這次整黨運動，發展出嚴重的個人崇拜、無政府主義、破壞組織紀律、爭權奪利、大鬧派性，使組織處於很不正常狀態。但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恢復了組織生活，對遏制造反派勢力、穩定局勢有一定作用。”教育革命”，各城鎮、農村實行三結合領導體制，這措施從體制上否定校長、教師在學校中的主導作用。學校正常的秩序被打亂，編寫的教材凌亂，水平低下，影響教學質量，貽誤一代人。

1971年8月13日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審定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成為廣大教師乃至知識份子的精神枷鎖。當時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和服務業停滯，城市積聚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毛澤東發出上山下鄉的號召。大比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擔任生產隊幹部、小學教員，甚至”赤腳醫生”。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到邊疆接觸生產實踐，貢獻青春年華，後來也出現了一批國家建設人才，但也給國家造成了人才斷層。幹部和科技人員被派到農村或”五七”幹校，擔誤了寶貴的科學文化研究時間，給國家造成損失。

香港需要什麼樣的議員

香港目前亟待解決的就是議會的文化，有什麼樣的議員，就有什麼樣的文化。鬥爭文化，還是合作文化，是香港落後還是進步的標誌。合作不是和稀泥，合作是精明地去選擇和協商，找出較優方案，堅決、快速地決策，爭取時間完成任務，香港必有所成。不分清紅皂白，把建高鐵說成是”大白象工程”，建大橋也是”大白象工程”，搞到最後香港人都成了白癡，浪費了幾十億，什麼都做不成。擔誤時機，喪失時間，不是幾百億，上千億能補償的損失。這種議員在議會中的行徑不知所謂，實在達不到市民要發展的期望。

拉布成為反華行動的一部份，在香港製造紛爭，拖香港後腿。普選不贊成、建設要反對，連中央和人大的決定都要否定，這些議員是在為香港和國家做事，還是在為敵對勢力效勞。這些人連保衛國家安全的23條都不願意立起來，可見這些人非我族類，搞政治的專家應該有一套方法對付之。用階級敵人鬥爭方式去進行，在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社會走不通，但用國家安全法和擾亂社會安定罪將其繩之以法還是管用的。現在就看政府到底有多少決心去撥亂反正，糾正社會歪風邪氣。以法治邪，是改變風氣的法寶。

議員是否能協助政府創新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讓香港繁榮，使大家共享社會建設的成果，是議員的責任。議員不能獻出力量達到市民的訴求，實有負市民所托。市民希望香港建成一個智慧城市，對金融、旅遊、航運、服務、科技都能有一個交流的平台，促進香港繁榮。壓抑樓價，打擊炒風，讓市民安居樂業也是市民所期望的。協助政府多建公共屋苑，增加公共設施，為社會積累公共資產是市民所望。對於發展教育，培養好社會接班人是全社會的期望，議員在這方面出了多少力呢？教學生反叛是邪路。

社會需要建設好醫療衛生事業，照顧好病弱老人，發展文康事業，都是社會所需。拖死西九文化、反掉為2023年而建設的亞運體育設施，都有違市民的願望。作為議員應好好反思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是否符合香港市民的要求。過去的已無法補救，未來只能更努力地去追趕。選好議員，為香港出力，是全香港市民的期望。全社會都要好好思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議員為香港服務。繼續搞鬥爭，繼續反中央，甚至走向港獨，給年青一代灌輸鬥爭思維，讓他們去革命，無疑是叫他們去送死。我們需要這樣的議員嗎？

戰備中鬥、批、改運動

按毛澤東設想，九大後文革應進入鞏固期，通過”鬥、批、改”，落實政策，加強團結，恢復國家的正常秩序，促進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文革”天下大亂”造成的破壞極大，留下的矛盾堆積如山，加上全盤肯定文革，局勢不可能穩定。”鬥、批、改”雖仍繼續製造混亂，但比”天下大亂時有所好轉，連續兩年經濟下降，到1969年有了恢復性增長。第三個五年基本完成，三線建設發展迅速。隨後又發生冒進，新的矛自又突現出來。但九大後，人民迫切要求結束動亂，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要求，周恩來全力支持。

林彪江青集團對人民要求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要求聽而不聞，繼續興風作浪，相互爭鬥。張春橋說，九大開過了，要繼續革命。他感到黨內和人民群眾中逐漸發展出對文革懷疑和不滿情緒，認為是”右傾復辟勢力”的老幹部和知識份子在興風作浪。他要反對”復辟勢力”，”維護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林彪、江青集團庇護下，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未被結合進革委會，紛紛打著”反復舊”、”反右傾”旗號，要求打了天下，也要坐天下。1969年，出現了山西、山東、河南、四川等地大規模派性武鬥，衝擊解放軍駐地，破壞鐵路、公路、橋樑，繼續搞打、砸、搶，甚至武裝襲擊列車，搶佔國家銀行、倉庫等等。

中央為解決問題，辦學習班，幫助解決派性引起的矛盾，要求停止武鬥，解散山頭。中央的這些措施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緊張的氣氛有所平息。此時，美蘇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局面，中蘇關係也急劇惡化。蘇軍突襲捷克斯洛伐克，還在中國烏蘇里江的珍寶島，製造嚴重流血事件，在新疆裕民縣發生中蘇武裝衝突。蘇聯在中國北方陳兵百萬，向中國發出戰爭威脅，甚至核恐嚇。面對這種威脅，全國性的戰備工作很快進入高潮。中央研究制定作戰方案，8月27根據毛澤東提議，周恩來成立全國人民防空領導機構。

1969年9月毛澤東號召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趁去越南參加胡志明葬禮機會，途經北京，要求見周恩來。雙方同意維持邊界現狀，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避免武裝衝突。雖然林彪發出了”第一號戰令”，但中蘇談判開始，戰備工作有所緩和。這次大規模戰備對國內政治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戰爭準備，抑制了武鬥，對平息動亂起了一定作用；另方面由於備戰的緊張氣氛，”一打三反”，和清查運動又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中央不僅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已經被打倒，未被打倒，但被點名的也緊急被疏散到外地，排除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之外。

提高從政者的水平

香港喜歡從政的人不會很多，但最近卻出現了怪現象，不少書未念好的學生都想參政，還要挑戰香港21歲才能參選議席的限制。本來年歲大小參政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什麼才能。甘羅十二歲拜相，黃之鋒現在都18歲了，還在街頭遊蕩，亂過馬路，被警察押走，根本不知他想在香港做什麼？在地方參政，首先要能提出對地方會有什麼貢獻，但人們看到他只想和政府作對，對抗教育署的國民教育，又看到他佔中霸路做路霸，跑到高速路和警察玩貓捉老鼠。他完全是社會的一個壞孩子，不像是服務社會的好議員。

從政者沒有水平，香港的發展水準肯定要給拉低。給政府提不出好主意，還想阻撓政府施政，香港不給水準低的議員搞到不生不死就難了。要想香港穩定繁榮，重振亞洲一條龍的雄風，必須有高水平的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合作，才能有所作為。只會拖後腿，不會提建議，這種議員選上了也是白搭。香港政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換回的卻是爛泥負不上壁的議員，對香港的選舉制度的有效性，香港市民不能不有很大的質疑。議員沒有接受高水準的從政訓練，只懂胡鬧和領取每月的高額薪津，香港實難有進步。

國家必須關注香港從政者的培訓工作，其行為準則和議政能力符合標準後才能讓他上崗，否則像黃之鋒這樣的小丑都想當議員，香港政府用出去的錢，養這樣的議員，實在浪費子彈。民意代表當然要由市民選出來，但拿出來給市民選之前，必須加以培訓，提高從政水平，才不會出現議員不符合水平的行為。經受訓未能達標者，一律不能胡亂送給市民選擇。這是國家的任務，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對於品德和才能都不及格的人一律不准參政。民主政治，不是混帳，應建立良好的制度規範行為。

有人會說這種安排有違民主選舉制度的安排，但看到香港議會的表現後，我認為香港民主難以表現出優越性來，只會拖垮香港，不可能讓香港發展起來。長此以往，香港必會沉淪。香港必須有自己實踐民主的方法，必須訓練出真正知道如何去實踐民主的議員。不要把垃圾都選到議會中去踐踏民主，讓市民感到立法會變成了”垃圾”會，任由垃圾議員胡作非為，浪費市民的金錢。提高香港議員的從政水平，不是任由想香港死的群體去把持議會，而是由想香港好的代表進入議會工作。制定提高從政者水平的政策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