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正能量

社會必須培養正能量，負面的思維只會給社會帶來悲劇。悲劇不斷重演，只因人們走不出負面思維的世界，越陷越深，直至出事。香港有一部份人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的世界都只擁抱負面的想法，不懂得去正確地吸取歷史的教訓，只想找人負責，結果引來殺身之禍。引導年青人去負面地思考問題，而不是積極地去面對人生，計劃未來，沉浸在過去的痛苦記憶中不能自拔，必最終走上自絕於社會和世界的道路。培養年青人正確面對人生，是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正義和公義不是靠宣揚仇恨和指責他人而獲取。

反思李卓人6.4帶錢去天安門廣場煽動學生堅守，不要見好就收，頑抗到底。我們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負面行為。當時學生如懂得積極面對，理性和中央領導溝通，事情會有對國家更正面的影響。可是，他們選擇了錯誤的意見，拒絕退出天安門，國家只能以武力清場。解放軍入城，遭到企圖西化的團伙組織的武力抵抗，於是一場內鬥就此爆發。當然這伙西化的團伙是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向中共發動進攻，其結果自然以失敗告終，學生也成為被人利用的一隻棋子。亂局既定，負能量消失，正氣抬頭，社會向前。

目前的香港，反對派可說正在積聚負能量，到最後必有惡果，也只有待負能量被消滅，有如氣球被捅破，實實在在的正能量才能出現。這是歷史重覆在演的悲劇。不懂得吸取教訓，社會不會進步。但是在這期間，政府不能放棄培養正能量，以抑制負能量的增長，讓社會逃過一劫。這種培養社會正能量的工作除了政府主導外，必須有成千上萬的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積極配合。這是教育工作者神聖的職責，也是全社會每一個市民應盡的義務。培養正能量，正確引導青年走上正途是社會和國家之福，也關乎市民福祉。

讓青年學生關心社會進步，用正面的態度面對人生，積極學習，創造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才是社會之福。空喊口號，空喊負面的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政治空話，社會不會發展，也不會進步。喊口號時很偉大，但做不出實實際際的好東西給社會，最後只能成為社會的負累。年青人沾染上這種壞習氣，只會變得假、大、空，對社會毫無建樹。培養正能量，讓年青人健康成長是教師和家長的責任，必須讓學生遠離脫離實際的政治活動，而腳踏實地前行。要從政，服務社會，必須讀好書，學會做人，才能有成就。

九大確立繼續革命的理論

中國共產黨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1512人。當時全國2200萬共產黨員絕大多數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與會表代許多人都不是通過正常選舉程序產生。他們或由革委會與各造反派組織協商決定，或直接由上級部門指定。九大共有三項議程，通過中央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和選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九大主席團主席，林彪當選為副主席。林彪代表黨中央宣讀政治報告。政治報告充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錯誤地認定”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鬥爭”。

報告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八大以來中共思想上和實踐中的許多”左”的錯誤作為正確加以肯定，把八大以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提出的許多正確意見，正確思想、政策和積極成果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批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家歷史被完全顛倒了。報告進一步把九大理論稱為照耀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航向的“光芒萬丈的燈塔”。根據這個理論，”文化大革命被認為”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時的”。可是歷史證明，這個理論脫離實事求是，歪曲了社會主義己改造完成後中國的實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在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刪去了八大黨章的一些正確內容，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總綱，隻字不提發展生產力，不提現代化建設，還取消了有關黨員權利的規定。更引人注目的是黨章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字句寫上去。討論中還對老一輩革命家進行批判和攻擊，迫他們作檢討。毛澤東在會議中多次和中央文革成員碰頭，強調要主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不要擴大打擊面和問題，要注意政策和團結。他指出犯錯誤的幹部將來還要出來工作，提議朱德、鄧子恢等要選進中委會。由於當時不正常現象，林彪和江青兩派骨幹和親信都進入中委。

經過4月24日不記名投票，很多長期被培養，德才兼備的人被排擠在外，選出中央委員170名，候補中央委員109名。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只佔19%。在選舉中有代表頂住壓力，將非候選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雖然陳雲、陳毅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選為中央委員，但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以外。此後中央軍委被林彪等操縱的軍委辦事組所取代。毛澤東雖多次希望文革在兩三年內結束，但局勢的發展，即使他也難以駕馭。這場”大革命”以勝利姿態在九大結束，但”左”傾錯誤加深，組織不純，實際上潛伏著更深的危機，醞釀著更加複雜的尖銳的鬥爭。

6.4的經驗教訓

6.4又一次降臨香港，其經驗教訓值得中國人吸取。1979年，國家在鄧小平領導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打開國門，大批學者被送到國外學習。有些人在國外學到了一些歪門邪道，於1989年企圖讓中國全盤西化。他們利用學生愛國熱情和當時存在的不平等，鼓動學生作反，借以結束以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喊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這批學者包括方勵之、嚴家其等要以急進的方法改變國家的政治生態。他們不顧十年開放取得的變化，企圖一夜之間倒向西方，而這些人又取得西方各種勢力的支持，要使中國變天。

中國陷入內部鬥爭再起的邊沿，各種反共勢力和內部不穩定因素在漫延，國家又將再次陷入分裂和內戰的痛苦之中。鄧小平當機立斷，在歷經了幾個月的動蕩之後，看清時勢，出手擊退了西方及其代理人以及黨內異見份子，讓中國避過了一場更可怕的內部紛亂。對於改變國家性質，恢復資本主義體制，對貧窮的中國會是災難性的結果。人民經過30年艱苦模索取得的痛苦經驗又將付諸東流，國家將陷入無了期的紛爭之中。這種折騰國家的行為，不獲純粹共產黨人的認可。他們要以社會主義制度來改變中國面貌。

歷史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國家掌握著經濟的主要命脈和企業，餘下的作為社會主義的補充，讓大量民企，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發揮活力。經過十年的努力見到了曙光。此時，如動亂再起，國家將不知要給擔誤到什麼時候。鄧小平決心平亂，擊退了西方利用內部矛盾的進攻，取得了後來27年的發展。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讓中國在人類歷史很短的時期內改變了”一窮二白”的面貌，獲得了舉世觸目的成就。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所有其它政治制度都做不到的。

通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和6.4動亂，全國人民知道用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方法不能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命運，再這樣折騰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中國將改變不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人們決心一心一意把經濟搞上去，讓中華民族在世界復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和政黨決心走協商之路，團結全世界華人，讓中華民族振興起來。中國有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主軸，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為人民建設公共事業，把大量資源投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設施和事業中去。中國再經二三十年成為經濟強國已無懸念。6.4一種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習近平所說的，”不折騰”，一心為中華民族復興出力。

八屆十二中全會和劉少奇冤案

1956年召開八大以後，本來在1961年應該召開九大，由於種種原因，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沒有召開。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議在1967年適當時候召開九大。當時局勢相當混亂，九大的準備工作無法進行。秋天時，毛澤東要求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作些調查。11月初，毛澤東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要吐故納新，修改黨章。中央文革小組要寫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要大力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要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要選文革中出現的新生力量入黨中央，要把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清除出去。

提交九大解決的還有劉少奇定性和處理問題。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提出劉少奇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但他的問題仍被看到是黨內問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主席。1966年12月，中央成立以謝富治為組長，目標指向劉少奇的王光美專案組，對劉少奇的歷史進行審查。毛澤東在一些場合表示九大要選劉少奇做中央委員，康生此時利用群眾組織搜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進行專案審查。隨後江青、康生、謝富治指示專案組”狠抓劉少奇變節問題”，為打倒劉少奇製造罪證。此外還有一大批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等罪名，被打倒、審查和監禁。

戚本禹在毛澤東審改後發表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全國報刊掀起批判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浪潮，指他使資本家繼續掌控企業大權，”三自一包”使資本主義泛濫，還污蔑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指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篡黨篡政的總綱領。這種批判不顧事實，斷章取義，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竭力詆毀劉少奇。這一系列行動都為召開九大的政治思想鋪路。通過這些行動，上屆中央委員出席不足半數，而被擴大吸收的卻達總數的55%以上。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等老一輩革命家橫加誣蔑。

會議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決定”和”黨章”，批准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製造大量偽證，拼湊事實。當時很多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很多委員不能行使正當權利和充份表達自己的意見。劉少奇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與會的中央委員陳少敏仍對這項決議拒不表示同意。公報還對江青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加以稱讚。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制止了林彪、江青要開除鄧小平的鼓噪。九大對劉少奇的處理完全錯誤，而他在囚禁中病逝河南開封。

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

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社會實踐法治的必然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嚴格遵守，切實依法辦事，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決不允許偏離法律的條文和精神，亂司其法，律令不一。有人認為犯者在適用的法律中一律從嚴從重。這是不對的。適用法律從嚴還是從寬，是有條件的，要根據違法份子的具體情況，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來處理。因此，不能把執法必嚴，同嚴刑峻法混為一談。但對於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的事件，必須堅決打擊，嚴厲制裁，決不能心慈手軟，姑息遷就。

社會法律的制定首先是對準外敵內奸有陰謀的活動。如果對這種人或團伙的違法行為，礙於外國勢力的指責，聽之任之，不予追究，”執法必嚴”也就成為一句空話。要及時、合法、正確地打擊敵人，懲罰犯罪，做到不縱不枉，嚴格區分危害香港安全和一般犯罪的界限，重罪和輕罪的界限。準確認定罪名，在適用刑罰上，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可是，我們在香港看到曾健向維持治安的警察淋尿、拒捕，只罰五星期監禁，而向佔中霸路，破壞社會秩序的黎智英丟豬雜的卻要監禁十幾個星期，香港法官受到民眾質疑。

對平時奉公守法的公民，為保社會安寧，由於警方執法軟弱，自行出來維護社會公義，做法雖欠妥當，但出發點好，犯了法，理應受罰，但必須從輕量刑，給予教育。對於香港法官的做法及其立場，引起香港司法不公的評論。執法必嚴，必須準確地打擊敵人，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但在這起案件上恰恰違背了這種精神，如果有錯不糾，就必背離”執法必嚴”的要求。我們希望香港司法界正視事件，秉公定案以保護法律的嚴肅性。香港法律界必須去掉殖民時代思維，起到保護人民，維護社會正義行動的精神。

維護社會正義必須”違法必究”，七警為執法被曾健超拒捕，污言侮辱，在此情況下給予對方適當懲戒，在警力的使用上屬正當的武力範圍，根本不涉犯罪，但既然有人要告，表證成立，法院立案審理無可厚非。對於此案的審理非常重要，如處理不當，必助長社會動亂的發生。執法者不能行使權利，違法者聲大夾惡，這種狀況將使香港淪陷。這種壞份子不論是公民黨的什麼人，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必須予以嚴懲，才能保住法律的尊嚴和權威。英治結束，香港不能為維護外國利益，把自己的權威置諸不理。

中央制止武鬥和成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春開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使各地脆弱的”大聯合”傾刻瓦解，內戰再起。各地造反派重拉隊伍，再立山頭，大搞武鬥。廣西柳州、桂林、南寧等地連續發生搶劫援越物資、破壞鐵路交通、衝擊部隊指揮機關、搶奪武器裝備，甚至殺傷解放軍指戰員的嚴重事件。陝西一些地方，出現了搶劫國家銀行、金庫、商店，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殺傷解放軍等惡性事件。中央要求立即停止武鬥，解散武鬥組織，逮捕打砸搶的壞人。北京等地大學的派性鬥爭，愈來愈激烈，釀成流血衝突。清華大學校內武鬥，造成十多名學生、職工死亡。毛澤東指示派首都數萬工人宣傳隊進駐校內收繳武器，也遭到抵抗。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起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的幾個著名的造反派頭頭。毛澤東對學生組織長期爭鬥情況表示不滿，警告再發一次全國布告，如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當土匪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此時，中央在各城市大中小學普遍派駐工宣隊和軍宣隊，平息了武鬥，抑制了動亂，社會趨於穩定，生產秩序開始逐漸恢復。由於生產持續下跌，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事實是天下大亂沒有亂了敵人，而是亂了自己，給思想製造了混亂，亂了正常生活。

經過20個月”全面奪權”的動亂和反覆，到1968年9月，全國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報刊宣稱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各地區的代理人反革命陰徹底破產。革委會成立建基於全面奪權各派群眾組織爭奪權力的過程，經歷了派別對抗和內戰高潮，然後經過軍管會與各派反覆協商，最後由中央批准成立。毛澤東指示，革委會要實行”三結合”，即軍隊代表、群眾代表和幹部代表，年齡也老中青”三結合”。毛澤東強調，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各級革委會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

革委會的建立，全盤否定了新國成立以來的黨政領導體制，是”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畸形產物。盡管它被視為群眾的創舉，卻不是經過群眾代表選舉產生的。在革委會成立的過程中，大批造反派骨幹既無黨政領導工作的經驗和能力，也沒有為人民和社會服務的覺悟，卻有著強烈的個人野心和派性，在革委會內續繼興風作浪，成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革委會體制上的弊端及其成份嚴重不純，成為國家長期難以安定的原因。但革委會的成立填補了國家和地方權力的真空和半真空，承擔起管理社會的責任，使國家的各項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復和展開。

守法是每個市民的義務

只講權利不講義務，自私自利，誰來保障你的權利。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必須通過教育，抑制私慾，調整心態，對社會有承擔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在一個社會中，你要講人權，自己又不願承擔義務，誰會去管你的權利？因此一個市民學會履行自己的義務，是他獲得權利的有效保障。法律是社會的共識，人人都要做到守法，不守法而要獲得權利，難於登天。戴耀廷叫人違法，說要獲得”真普選”就要去違法爭取。講出這種話的人除了別有用心之外，難以讓人信服。社會沒有形成共識，靠違法不會達到目的。

法律是為社會經濟、政治服務，如果有毛病或者過時，與經濟政治發生矛盾，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就要通過立法程序加以廢止、修改。但絕不能說不遵守就不遵守。法律在就要依法辦事，叫人違法去改變法律是法盲的行為。戴耀廷說自己是法律教師，我們不知他學的是那一門法律？法律的訂立就是不讓壞份子和別有用心的人亂說亂動，如有違犯必須予以嚴厲制裁，才能保證社會和市民的利益不受損害，保證社會的穩定發展。佔中霸路，破壞秩序，把矛頭指向市民，是十分錯誤的行為，損害了市民的權利和利益。

守法首先是指遵守國家憲法、法律和法令。戴耀廷和泛民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犯了根本性的錯誤。你連13億人民的意志和共識都不遵守，你還有何權利可講。毛澤東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章程，是根本大法。”不遵守章程的人沒有資格加入這個團體。回歸前，香港已起草了基本法作為章程，不願守者大可不做香港人。要修改基本法也必須通過法律程序加以修改，採取違法手段，都是欺騙法盲的做法。不是法盲的梁家傑如是做，其用心可知。

法律的重要任務就是維護社會穩定，防止敵人和壞人破壞。國家運用法律這個工具用以打擊敵人和壞人，保護國家和社會安全。憲法是用以維護人民的民主權利、人身自由和合法的經濟利益，所有法律都圍繞著憲法來訂立各種條文，以保障市民的權益。香港有基本法作為共同守法的基礎，一切法律條文都必須以基本法為中心來立法。一切違法亂紀行為都是不容許的，而且還要受到法律制裁。守法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不守法不但沒有權利，還要接受制裁失去自由。像曾建超向警察淋尿，就要受五個星期的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