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與整黨

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頓幹部作風。當時新增的200萬黨員，其中有些人思想作風不純，老黨員中也有人驕傲自滿，作風惡劣，引起人民不滿。中央要求在黨組織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運動於下半年開始，於年底結束，提高幹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和官僚作風，改善了共產黨和人民間的關係。各地在整風中糾正黨員中居功自傲情緒，加強了黨員和人民的聯係，為當時的土地改革從組織上作了準備。

1951年2月，中央提出每三年進行一次整黨的任務，要求對共產黨員提高要求，慎重進行城市及新區的建黨工作。中央對工作中的成績給予肯定，但對於存在的問題，必須加以整理。到1951年下半年，整黨工作開始有步驟地進行。在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劉少奇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中說，”有數十萬久經考驗的幹部和數百萬對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忠心的優秀黨員，這是黨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但是，由於黨成為領導國家的黨，投機份子、破壞份子也在想各種辦法鑽進黨內來，這是一種嚴重的危險。”

在整黨運動中，對廣大黨員進行關於黨綱黨章以及如何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並對黨員進行審查和鑒定。中央教育共產黨員要以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要檢討自己的錯誤和缺點，認真學好理論知識，做一個有修養的共產黨員。對於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叛變份子、投機份子、蛻化變質份子，首先把他們清洗出去，然後對經教育仍不符合黨員條件的勸其退黨或撤消其黨籍，以提高共產黨的純潔性和戰鬥力。同時在”三反”、”五反”中經受群眾的洗禮，改正了黨內下正之風，建立起新的黨員制度。

截至1953年6月底，全國共新建了8.2萬個黨支部，基層支部由1951年的24.6萬個發展到32.8萬個。在50個職工以上的廠礦企業、大專學校，一般都有了共產黨的組織。經過整黨，32.8萬人離開了黨組織，其中屬混入黨內的各種壞份子和蛻化變質份子的23.8萬人被清除出去，9萬餘人不夠條件的自願或被勸退。在三年整黨期間，全國共吸收新黨員107萬人，共產黨員總數從580萬人增至636.9萬人，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黨員有14.3萬人增加了30%。經過整頓和發展，黨員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和改善。要成走向現代化合格的執政黨，如何治理黨是歷史給共產黨提出要不斷探索的重大課題。

鑄就勇敢的心

勇敢就是不屈不撓的精神，對自己的能量充滿信心。楊門女將能征善戰，一往無前，以大無畏精神戰勝強敵，說明中國人中的女將不可忽視。香港在黃禍襲港之時出了不少自動請纓上陣的女將，令人眼前一亮，不能不讓人佩服。在那黃禍鋪天蓋地的黑暗日子裡，當人們都在不明所以，或給嚇得膽戰心驚之時，不少女將跳出來迎戰，保衛香港，表現出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氣概，挑戰雨傘兵團。她們利用互聯網，互通訊息，組織行動，面對千軍萬馬的黃禍。她們以少敵多，以弱勝強，以柔制剛，面對各種挑戰。

這些無名氏在面書的手機短片出現，讓人看到香港有不少熱心腸的愛港者，站在國家的立場來保衛香港的福祉。經常可以從面書上看到的名字，如陳淨心、姜俞安、劉轉好、李偲嫣等，她們通常都以面書聯絡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出征，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決心和意志。在中環失陷的日子裡，她們像詩人彌爾頓所描繪的那樣：”縱使土地喪失了，那有什麼關係？即使喪失了一切，不可被征服的意志和勇氣，永遠不會屈服。”看著她們日夜奮戰，誓不罷休，在街頭，在鍵盤前，永遠那麼專注，響往著勝利，直至平亂的第79天。

莎士比亞說，”勇氣在偶然的處境中激發出來”。因此，像她們這樣，一直還奮戰在第一線，沒有隨時接受挑戰的勇氣，難以想像她們會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支撐著她們前行。是對祖國的忠誠，對香港和國家的愛，讓她們迸發出無限的勇氣，與擾亂香港的人進行一場持久的戰鬥。在這場保衛國家，免受國際反華勢力侵擾的戰鬥中，她們歷經磨難，堅定地克服了一般人看來難以克服的困難。無論多少侮辱、多少誤解、多少誹謗，任何人都不能讓她們退縮，只會使她們更堅強、更有決心。她們深信黑暗的日子必定會過去。

這些人都是社會正能量，永遠相信自己身上有著巨大的潛能。她們活於人民之中，在社區中擔負著照顧弱勢社群的工作，在長期的鍛煉中，鑄就了他們不屈的性格。她們的信念給她們帶來克服恐懼的心理。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她們總能以微笑面對世界，永不隨波逐流，站穩自己的立場。就算面對恐嚇，她們也會誠實地做人，敢於表達自己真實的思想，對抗她們該對抗的壞人壞事。無論其他人怎麼說，怎麼看，只要是正確的事，她們就會勇往直前。勇氣也需要有判斷是非的能力，勇敢的心靈也就是對真理的忠誠。

執政初期共產黨的狀況和新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共黨員已接近450萬人，成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政黨。隨著各級人民政府的成立，地方各級共產黨的領導機構也相繼建立起來。發展黨員、考察和選拔制度陸續建立。從隊伍來看，絕大多數中共黨員能夠遵循為人民服服的宗旨，克己奉公，艱苦奮鬥，遵守紀律，聯係群眾，發揮模範帶頭作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但另一方面在組織發展中也存在弱點和問題。當時共產黨組織發展尚不平衡，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環境，20萬個支部，除軍隊外，其餘16.9萬個，農村就佔了79.8%。

據1949年下半年統計，在326萬地方黨員中，農民出身的佔83%，工人出身的佔5.87%，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擔負著領導建設新中國這樣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應是不很適應的。為了解決組織不平衡的問題，中央曾在1948年改變過去秘密建黨的方式，把建黨公開化，放在群眾幫助和監督之下。各級黨組織在勞動人民中間公開進行黨綱和黨章的宣傳教育，對要求入黨人士進行嚴格考察，不僅聽介紹人的意見，也看群眾的反映，使新黨員質量有所保證。到1949年新黨員增加了140萬人。

這次黨員的增加，可說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發展的一年，但伴隨著大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龍蛇混雜的現象。過去在國民黨和日偽統治區處於地下狀態，參加共產黨意味著有被捕坐牢和殺頭的危險；革命勝利後，一些投機份子看到入黨有利於謀取榮譽地位，挖空心思鑽進黨內，在一定程度上給共產黨組織帶來不純的因素。毛澤東解放前夕就提出警告，呼籲黨員切勿以功臣自居，貧圖享受，不求進步，要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可是仍有少數意志薄弱者，抵不住糖衣炮彈的攻擊，用人民賦於的權力謀私，腐化墮落。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精神。”為了加強黨內監督工作，1949年11月9日，中央決定由朱德主持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地方各級黨委紀律委員會書記工作，檢查和審理黨內幹部違反紀律的行為。中央認為，共產已領導全國政權，黨員出錯容易危害到全國人民的利益，於是在1950年4月，要求報紙刊物對黨政機關的錯誤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表明執政初期，共產黨的建設上已開始注意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反對派的黃金期已 過

李柱銘把”南華早報”視為其御用喉舌，只要有反華重要觀點要發表，都會來段謬論在上面刊登，以證明自己的影響力。可是現今卻給馬雲的阿里買走，馬雲還會選用他的稿件來攻擊國家嗎？他有很大的憂慮。黎智英也知大勢已去，阻止不了南華早報易主，就開動美國中情局的喉舌，向馬雲炮擊，指控他是紅色資本家，要把南華早報染紅。他們攻擊馬雲要從反華的另一角度解釋中國政策的辦報方針，讓市民和世界對中國有一個正確的思考和認識。蘋果日報指，馬雲窮得只剩下錢，充份看到黎智英仇富嫌貧的心態。

黎智英主導的黃雨傘革命失敗，在主子面前台不起頭。花了那麼多錢，撼動不了特區一根毫毛，丟人現眼，還能有什麼作為呢？現他由他們主導的亂抄亂用人家作品謀利的行為又即將遭到封殺。作品版權持有人決心保護作品被濫用，催促政府立法保護，獲大多數議員支持，眼看情況不妙，就煽動反對派中人包圍版權聯盟召開的記者招待會，阻撓參會人士出席，迫記者拿不到聯盟的消息，讓市民無法聽到聯盟的聲音。他們故意把版權立法說成是23條國家安全立法，混淆視聽，期待不明真相的人出來反對。可行嗎？

陳文敏當不了副校長，要政府取消校監制度，不讓政府插手大學教育事業，政府會聽這種人把全世界都在實行的制度取消嗎？校監就是老闆，陳文敏要把老闆炒掉，他屬老幾呢？反對派想把港大變反華和港獨基地，可是中港兩地共建高鐵，使中港對接更加緊密，實現一地兩檢，讓旅客更方便地來往。反對派要動員全部力量來阻撓，可是我們可以預期，國家必會支持這種做法，要阻止也沒有能力，市民也不會支持。脫離實際，以中國不能在中國的香港執法的觀點去誤導市民，到底有多少人會給反對派欺騙呢？

從種種蹟象來看，反對派和黃雨傘份子已到窮途末路，無以為繼的日子。李柱銘在悲鳴，黎智英在掙扎，那都是毫無用處，自曝其醜而矣。全港市民應團結起來，認清黃雨傘革命禍港的目的。他們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只會讓香港走上死胡同。到目前越來越多的人認清這種情況，不受其欺騙。我們奉勸一些尚未醒覺的人好好想想，在香港反華有前途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要脫離祖國的行為合法嗎？政府目前不執法，只是給機會尚未醒覺的人及早覺醒。反華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有意義嗎？

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是對國家機關進行整頓的運動，清查機關內部人員同社會不法資本家內外勾結，侵吞國家資產的罪行。1951年11月，東北局給中央報告了私商幹部中的蛻化份子相勾結盜竊國家財產，並指出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往往是非法商人從外部相勾結而產生的。1952月1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堅決揭露和打擊”五毒”行為。據國家稅務局1950年調查資料，上海3510家納稅戶中，有逃稅行為的佔99%，天津1807戶逃稅的達82%。又據北京1952年調查，約有13087戶佔工商戶總數的26%有不同程度的行賄行為。

國家還發現在運去抗美援朝前線的軍需品裡，有不法商人製造和販賣變質罐頭食品、偽劣葯品、帶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戰士用後致病、致殘，甚至死亡。這種狀況引起公憤，全國上下都有要整治不法商人的強烈呼聲。人民政府抽調大批幹部、產業工人和店員積極份子組成工作隊和檢查組，採取自上而下的重點檢查和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進行面對面的說理。對一般違法商人闡明政策，講清利害，要他們洗心革面，對一些劣蹟昭著的商人，則由政府逮捕法辦。在這種形勢下，不少城市出現了打擊面過寬的情況。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定出寬嚴執法的標準，告誡商人誠實經商。中央把商戶劃分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五類。由於執行了中央規定的處理原則，並允許資本家申訴和進行複查，定案工作做得比較穩妥。全國”五反”運動在1952年10月結束，據67個城市統計共有999707家參加”五反”運動，定案結果為，守法的10-15%，基本守法的50-60%，半守法半違法的25-30%，嚴重違法的4%，完全違法的1%。受到處分的有1509人，佔上述工商戶總數1.5%，因破壞抗美援朝造成損害的判死刑的共19人。

在”五反”運動中制止了猖狂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行為，整頓了商業犯罪，但也給社會經濟造成衝擊。私營工商業因運動生產停頓，市場呆滯，訂貨和信貸減少，工商業有所萎縮。經過調整，資方接受工人監督，遵守政府法令，重新獲得國家的支持，扭轉了市場蕭條的局面。1952年資本主義工業總產值比1951增長5%，1953年比1952年增長20.5%，使資本主義初級形式獲得較大發展。1953年批發總額比1952年增長16.4%，零售額增長144%。這都是整頓市場後的結果。

張曉明是優秀共產黨員

張曉明是中央聯絡辦公室駐香港主任，負責香港政府和市民與中央的聯絡工作。據認識他的朋友告訴我，他在香港回歸前中英談判時就參加了與港澳有關的工作。那時他應屬於從大學出來不久的學生哥。他一路走來，在十八大時，習近平上台，他也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一個年青人憑著自己的熱誠，全心全意為國家的興盛而奮鬥，取得今天的地位，可以肯定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優秀人才。他的優秀之處在於他在香港堅持原則，耐心說理的工作精神。讓他的優秀揮到最高點，就是昨天他對杜葉錫恩的一篇演講詞。

張曉明在《百年雲煙只過眼 不為繁華易素心》的演講中，讚揚杜葉錫恩是真正的民主鬥士，對她一生總結的民主真諦非常認同。他指出民主不是一步登天，不是你把自己叫做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從心裡出發，可以包容不同聲音和意見，願意坐下來和人討論，達致公平合理的妥協。他提到杜葉錫恩曾對反對派一些人的批評，直斥他們”以其不民主的行動，延緩我們的民主進步”。他表揚杜葉錫恩愛憎分明，”活著就要為窮人說話”的人生志願以及她在23條國家安全立法條文中的寬鬆和合理性支持的立場。

張曉明在香港親民近民的表現，完全是一種民主精神的體現。他傾聽民眾的呼聲，及時向港澳辦和中央反映，為香港同胞解決了不少問題。他和他的同事，確是樹立了民主的典範。我和張曉明只有一面之緣，就是一次到北京公幹之時，他在香港的朋友約他晚飯。他的朋友馬先生約我一同赴會，我也把一位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的女同事一起帶去見他，進行了一些交流，發覺他完全是一個文人的氣質，有著寬宏的視野。他到香港工作後，我一次都沒有見過他，但看到他在艱巨的任務中的表現，默默為他鼓勁。

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無數共產黨員的一個。改革開放時動員我和我弟幫助國家發展的中國船舶公司的程光，後來新華社的馬輝棠，中聯辦的張漢雄，貿促會的陳繼勇。在我眼中，這些人都是鐵人，不知疲倦地到處奔波，為國家獻出自己畢生的精力。程光在八十多歲時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的一生從解放戰爭，到建設祖國，再到改革開放，為中華民族的振興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現在看到張曉明這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像老一輩共產黨員那樣優秀，我為他們祝福。我也為千千萬萬為祖國富強作出努力的無名英雄感到驕傲。

張曉明演講全文:  http://www.locpg.hk/jsdt/2015-12/12/c_128523903.htm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

“三反”是政府什麼時候都要注意的問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全國掀起了增產節約運動，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在這個過程中，暴露出各級黨政機關內部存在著驚人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1951年11月，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河北省貪污蛻化份子劉青山、張子善任天津地委書記、行政專員期間墮落行為，引起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注。12月1日，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中央要求各地黨政軍系統自上而下檢查，務求整頓政風。

1952年元旦，毛澤東在中央政府團拜會上致詞，號召全國要雷厲風行地把社會中遺留的污毒洗乾淨。1月上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等黨委作了部署，動員全政府工作人員學習文件，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三反”運動，抓典型大案，嚴肅處理。2月1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公判大會，對七名大貪污犯進行判決，其中兩人判處死刑；河北省保定於2月10日，也對劉青山和張子善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盡管這兩個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有過功勞，如不對他們處以極刑，國家將無以面對人民群眾。

“三反”運動暴露出黨政軍負責生產事業存在著嚴重問題和人性醜惡的一面。通過”三反”工作，中央提高了對追逐利潤，貪圖享受，以致嚴重貪污、浪費的警覺性，有效地杜絕機關生產造成的以權謀私、侵蝕幹部隊伍的弊端。”三反”運動是共產黨執政後為保持隊伍廉潔，反對貪污的初戰，而用運動形式進行是出於當時歷史條件和歷史經驗的原因。由於當時要求對貪污嫌疑人”大膽懷疑、搜集材料、試行探查”，許多地方和部門出現過過火的偏差。中央及時作了糾正，毛澤東在”打虎”高潮時提出”實事求是，錯者改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防止逼供信。1952年4月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

“三反”運動在1952年10月結束，從總的方面看，取得了積極和健康的效果，制止了不良的社會風氣。據統計，全國縣以上貪污千元以上者計10.8萬人，動員了全國2.8%人數參加。小貪的佔受行政處分的20.8%，免受處分的佔75.56%，貪污萬元以上者佔3.64%，其中被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無期徒刑的67人，死刑立即執行的42人，死緩的9人。”三反”運動挽救了犯錯誤的政府工作人員，清除了共產黨和政府工作人員中的貪污腐敗份子，樹立了國家工作人員廉潔、樸素之風，為新中國開創了廉政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