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兩檢”對中小企發展有利

社會在討論高鐵香港總站設”一地兩檢”，讓香港和內地海關和邊檢同時在一棟聯檢大樓內執法，以方便旅客出行。香港反對派，逢中必反，反對這種便民安排，怕國內公安趁機進入香港執法，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他們甚至語不驚人勢不罷休地指，高鐵可以這樣做，中國公安可以隨時過來拉人封艇。這種缺乏理性的指控既無根據，甚至連常識都不顧，把香港市民視為不懂事的孩子，可以任由他們耍弄。”一地兩檢”並非新鮮事，國外早已有之，香港和內地也早已在深圳灣實行，以執行各自的海關和邊檢制度。

假如是一國一制的話，國家在香港聘請海關和移民局人員即可執法。正因為一國兩制才需要”一地兩檢”。香港屬於中國，在香港建一棟聯檢大樓，實行”一地兩檢”，正是體現一國兩制的存在。反對派提出反對的理由，不但荒謬，而且擾民，要人在車上檢或到深圳後下車再檢。這種無聊的意見，都在浪費時間，製造矛盾，阻撓香港發展。中小企對這種阻礙兩地交流，給旅客造成滋擾的意見，認為都不可行。香港高鐵建成對香港中小企發展至關重要，從香港出發在數小時內到達數億人的市場，其經濟威力可想而知。

飛機當然可以有這種功能，但是高鐵卻有著更方便到達更多的地方的功用。高鐵在地面延伸的地域更廣，去到一些沒有機場的小城市，省時、省力、省金錢，對兩地中小企的合作和發展都有益。對於探親、訪友、旅遊的旅客也是一種好的選擇。反對派阻撓香港和中國對接，否定一國兩制的”一地兩檢”，不但沒有道理，也有違中小企發展的根本利益，是一種不得人心的行為。中國高鐵系統的發展一日千里，把中國龐大的市場連接得天衣無縫，全國各地的中小企都想通過這種高鐵網絡的佈局，重塑自己的市場戰略。

“一地兩檢”只會給香港帶來正面的影響，絕不可能給一國兩制帶來負面的作用。”一地兩檢”正可看到一國兩制的威力，既保護了香港原有的制度，也給香港旅客和中小企的從業人員帶來了方便。只有一國兩制才可以使國家全力支持香港，派出海關和邊檢人員來香港工作，給旅客帶來方便。香港有一批抱有”港獨”思想的人，要遠離祖國，抗拒和內地緊密聯係，我們不會反對，但他們也不可能達到妨礙和阻撓中小企和市民與中國市場和同胞靠近的目的。”一地兩檢”正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前瞻性，兩地一家親的政治安排。

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知識份子的數量很少。從事學校教育、科學研究、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葯衛生幾方面的知識份子人數很少，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很低。國家要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的面貌，必須把知識份子團結起來，為建設國家共同出力。舊社會的知識份子絕大多數是愛國的，那些積極參加民主革命的進步份子，建國後成為建設國家的骨幹。進城後，共產黨採取把知識份子全部”包下來”的政策，給他們出路，發揮他們所長，共同建設新國家。政務院在解放後歡迎留外學者回國，成立委員會辦理回國事宜。

知識份子由於從舊社會進入新時代，都有一種認識革命、了解共產黨和新社會的願望，共產黨也先後舉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及各種短期培訓班，組織時事學習，了解政策，幫助知識份子了解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1951年9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等致信周恩來，邀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講學，對提高教職員的政治思想水平幫助很大，對推動教育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向3000餘名教師作了《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使教育工作者獲得教育和啟發，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觀念。

毛澤東曾贊揚知識份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各地也響應毛澤東號召，在文藝界展開整風運動，明確了文藝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1952年1月，全國政協成立學習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開展學習運動，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糾正違反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為。6、7月間，科技界也展開了學習運動。由教育界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逐步擴大，發展成全國規模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思想改造是一次學習運動，對了解政策和國內外形勢有正面的影響。

在學習中知識份子結合個人經歷，檢討自己的舊思想、舊觀念，聽取改進意見，很有好處。特別那些在政治歷史有有問題或污點的知識份子，在群眾的幫助下放下包袱，獲得諒解，輕裝重新上路非常有用。可是在運動中，有些單位是非界線不清，採取群眾鬥爭的方法，要求思想檢查”人人過關”，做法簡單、粗糙，給知識份子造成很大壓力，感情上傷了一些人。用搞運動的方式改造思想的教訓值得總結，共產黨對運動中發生的缺點也及時地予以糾正。總的來說，思想改造學習，對人們樹立人生觀，站到人民立場來考慮問題值得肯定。人們通過學習，適應社會變化，跟上時代，為國家發展做出了貢獻。

陳文敏是否知識份子？

陳文敏在大學教書任職肯定屬知識份子，只是這種知識份子去到那一級。在學術界學位是重要的，人家以什麼來判斷你的學術造藝，不是憑你說你有多了不起。假如你連博士學位都未拿到手，你再說你學術地位如何崇高，都屬老黃賣瓜，自讚自誇。由一個連博士學位尚未拿到的人出來談保衛學術自由，倒不如老實地藏拙，推其他有博士或院士頭銜的人出來做這個工作較為合適。陳文敏要保衛學術自由當然不是不可以，但我們還是奉勸他先閉門勤修，拿個博士學位再說。身處港大，拿個博士學位有何難處？努力吧！

周恩來一向重視知識份子。他為了建設國家，對知識份子愛護有加。中國近百年的知識份子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振興勤奮向學，一代一代的遠涉重洋學習科學知識。他們以赤子之心做學問，克服生活中的困難，獲得學業的成就。新中國成立，數以萬計的知識份子衝破障礙回來報效祖國，如李四光、華羅庚、葉篤正、程開甲、謝希德、趙忠堯、王淦昌等多不勝數。他們以國家民族事業為重，忠心為人民的美好未來而奮鬥。陳文敏是什麼？收受擾亂香港社會穩定的黑金，叫手下戴耀廷在學生中宣揚違法，禍害香港。

他以法律學院院長之名獲提名參加副校長職位的競逐，但由於他在任收受不明來歷的捐款，縱容下屬做出對香港整體社會不利的事，暗中指使戴耀廷在香港學界散播違法佔領中環歪理，擾亂社會安寧，破壞社會秩序，你叫香港政府支持大學教育的校委會如何去聘請這樣的人做香港大學的副校長呢？特首為香港大學校監，他代表政府委任的校委會，協助大學施政，他們怎有可能讓這種人的錯誤行為得到支持？不要說管理學校的委員不同意，在網上我們就看到平民百姓說他讀屎片，根本行為不像學者，而像學棍。

到現在我們更看清這個所謂知識份子的面目。他被校委否決後，不知羞恥，對校委心懷仇恨，居然聯結香港反對派，公民黨的訟棍們，提出要去掉特首的校監職能，由他們去管理大學。市民看到這種表演實在惡心到極。這種不自量力的所謂學者是知識份子中的敗類，根本不知羞恥為何物。我們奉勸陳文敏不要繼續獻醜，還是潛心做學問，在大學拿到個博士學位再說。社會恥笑你連個博士學位都沒有就想做大學副校長，你何不知恥近乎勇，潛心苦修呢？對於有心做學問的人，博士並不是那麼難的事，你為什麼不肯用功呢？

教育、文化、科學、衛生事業的改革

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愚昧落後的舊觀念和文化必須掃除，新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亟待建立，有步驟地改革教育成為重要的任務。新中國成立時，舊的教育事業十分落後和薄弱。在城市，兒童入學率不到20%，工人和貧民子弟，一般上不起學，而教育界當中又大量散播著封建內容，對傳播現代科學的高等教育都受到西方所控制。中央有需要革故鼎新，發展人民教育事業。新政府採取謹慎政策，妥善接收，維護學校秩序，穩定知識份子思想，按原職、原薪繼續工作，廢止反動的教育方針，漸進地改革。

全國召開教育者工作會議，著重教育為工農服務，以普及和提高方式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政府要求大力發展小學和中學，興辦工農速成中及各種技術進修專科，提高了一大批工農和解放軍學員的文化水平，提拔成績優秀者直接進入大學，完成高等教育學業。解放初，受外國津貼的教會學校政府乃允許在守法令的原則下繼續運作，但有些教會學校卻違反規定，暗中進行反動宣傳，搞敵對活動，要挾要斷絕經費來源。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10月，中央教育部明令接收教會學校工作和接收輔仁大學由政府自辦。

同年12月，美國凍結中國在美國的資產，教育部指示接收受外國津貼的20所高校，514所中等學校和1133所初等學校，由政府予以補助。經過調整，大多數省份都有一所綜合性大學，對培養建國初期的人才起了作用。從土木工程、電機、化工、醫葯、農業等院校，初步自成體系，到1953年有綜合大學14所，高等學校181所。此時愛國文化工作者大力開展活動，助力經濟建設，對戲曲進行改革，創作了許多鼓舞人心的文藝節目，配合國家建設。當時的小說、話劇、歌曲如《歌唱祖國》等鼓舞了億萬民眾的熱情。

文藝界移風易俗，淨化戲曲舞台，剔除封建毒素，在保護文化遺產上進行改革，創作了不少優秀劇目，提高欣賞品味，受到群眾歡迎。中央也非常重視科學事業建設，接收舊中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由政務院下設中國科學院，制定政策，有計劃地使科學研究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同時，政府關注學術研究和交流，以及普及科學知識的工作。國家著手醫療衛生的重建，確定面向社會，”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作為中國衛生工作的大原則，培養醫學衛生人員，發展現代醫學和傳統中醫，為人民服務。

性格缺陷

良好性格的培養需要良好的社會氛圍，暴戾的環境難以造就平和穩重的人。成功的人必然有成功的理由，性格卻是最重要的原因。沒有好的性格，一個人的成功必受其性格缺陷的影響，成為他人生成功的絆腳石。一個人天天在負面思想的影響下，如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必會對自己一生造成傷害。社會要保護版權，你想到的是不能盜用人家作品妨礙了你的濫用自由；香港建高鐵方便旅客實行一地兩檢，你想到的是你犯了法公安可能要在香港緝拿你。這種思維模式必使一個人性格越來越負面，最終成為社會失敗者。

良好的性格是人生成功的助推器；性格有缺陷的人處事負面，易成人生障礙。有性格障礙的人，不懂得體諒別人的感受和心情，自私放任，經常會面臨自我統一的困難，以及心理混亂的問題。久而久之，使自己缺乏信心，處於情緒不安定狀態。性格有缺陷的人有時很可怕，一會兒可以和你很親熱，一會兒突然轉變方向，怒目而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就像公民黨那個淋尿天皇，上法庭穿西裝扮好人，脫下西裝就成暴亂份子，淋尿、拒捕、襲警。這種性格缺陷主要由交友不慎開始，種下自我毀滅之禍。

這種人可怕之處還在於容易出現自殺衝動和自我毀滅行為，如黃之鋒絕食之類的自殘舉動。雖然他們基本上不想死，但還是容易對身體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這種人通常容易濫用藥物、酗酒、亂性、浪費金錢。有些人還會故意違反交通規則，引發交通事故。這種人自我形像低下，要靠製造武斷、魯莽行為引人注意，或引同伴讚美，滿足英雄心理。這些人給人讚兩句就會飄飄然，以為自己真的就是英雄，目空一切，讓梁家傑之流同伴非常不爽。這種人通常無法掌握自己，對自己有適當的認識，容易產生心理的不安定。這種不安定也就是自我認同發生障礙，導致行動和感情出現異常，危及社會。

在黎智英等特殊人物策動的特殊任務下出現了”雨傘革命”，其中不少人自我形象破碎，陷於不安，要以”鳩嗚”方式去騷擾他人以肯定自己，借此提高自己的價值，讓心理獲得穩定。但這種自我防衛的做法反為露出馬腳，讓當事人更加無助和茫然。”雨傘革命”成功之處在於造就了這一批性格缺陷的人出來，對香港經濟做成損失，但對中國政治卻絲毫無損。我想，就性格而言本無好壞之分，一個人有多種性格也屬自然，但是我們要想獲得人生的幸福和成功，必須從克服性格中的缺陷開始，努力培養自己的良好品格。

中共宣傳思想工作的方針和任務

中國革命的勝利，共產黨人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斯列寧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創造性運用。為了宣傳思想工作，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掌握新聞出版、報紙廣播等輿論工具。194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把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正式改版為中央機關報，在全國發行，傳播中共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和主張，報道中國建設的成就。1949年12月，始建於延安的北京新華廣播電台正式命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大力發展人民廣播事業，限制外國人辦的報紙。

為了盡快為建立起新政權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中央要求各級宣傳機構通過報紙、出版、廣播、電影、學校及各文化教育工具，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進行學習。中央還為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大力宣傳，推動了學習理論的高潮，使理論結合實際達到更好效果。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除了肅清和批判非無產階級思想外，對清除半殖民地奴化殘餘思想進行消毒，發揚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傳統。資產階級思想的存在是客觀的，中央要求黨員自覺學習新思想，以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問題保衛革命成果。

1950年5月，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親自主持和審閱稿件，整理文字。1951年6月下旬，在共產黨成立30周年時，許多領導人都在《人民日報》寫紀念文章，胡喬木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成為中共的第一部簡史。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發行，批發總量超過60萬冊，掀起了學毛澤東著作的熱潮。1953年4月，出版了第二、第三卷，對中國人民的思想和國家事業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知識份子都從舊社會來，觀念的轉變有一定的複雜性，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如何改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觀念，是任重道遠的工作。

1951年，中國圍繞著電影《武訓傳》展開了一場討論和評價。武訓是清未奇丐，以行乞興學。《人民日報》5月20日發表要重視討論的評論，毛澤東審閱和修改這篇社論，批評一些共產黨員學了馬列主義，但未能以正確的歷史觀看問題，喪失批判能力，去歌頌這個人物。用武訓這個人物去教育人民什麼是人民革命，什麼是改良主義。提高人的認識是必要的，但當時在具體的做法上把思想認識問題提高到反動”投降”的政治高度，開了一個極壞的討論先例，不利於通過充份的民主討論達到分辨是非的目的。因此重視正確的思想教育和討論是國家總結下來的一個教訓，永載於歷史之中。

香港患了庸人自擾症

香港是一個和平友善的社會，生活也是世界少有的幾個比較理想的城市。香港當然不是什麼都好，但到過香港的人都知道這個城市自由開放，待人有禮，直至”鳩嗚”出現，人們才驚覺這個城市變了。這個變化當然是國際大環境的轉變造成，由美國帶頭對中國採取遏制政策，要重返亞太，聯結日本、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對中國進行騷擾。同時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以”顏色”革命進行破壞，在香港培植反對派，動用龐大的特務機構，進行宣傳戰，在市民中進行挑撥離間，製造謠言，混淆視聽，讓人是非難辨，造成分裂。

當然，客觀的時勢永遠都會存在，我們不能阻止人家對我們發動挑釁或侵略的行為，但至少我們得有定力，看透人家的企圖，沉著迎戰。美國特務在香港的目標就是想把香港建成一個亞洲的反共和反華基地，利用香港大量無知的少年，對他們進行洗腦，讓他們失去民族自豪感和信心，仇視國內同胞，走上反國家的道路。香港還有著大量對國家抱有偏見的人，不願看到中國越來越強，把中國一些落後人群中的丑惡現象當作國家的全部。他們看不到中國新興的力量給國家帶來的新氣象，更看不到為國作無私奉獻的人。

這些人聽信挑撥離間之言，把政府要撥出一些荒地給市民建屋說成不關注環保，把建高鐵使香港對旅客更方便的現代建設說是討好中央，把保護知識產權的立法說成是打壓民主，把為國家安全立法說成是用來對付平民百姓。這些言論都由特務機關豢養的文人發放，在他們控制的媒體連篇累牘地出現。他們無事生非，自尋苦惱，讓那些庸人落入他們的圈套不能自拔，跟著他們煩惱，吃不好，睡不著，像入了魔一樣，好像自己非站出來保衛香港做咸蛋超人打救香港不可。就這樣香港給這班人搞到神憎鬼厭，烏煙瘴氣。

這班人神經過敏，搞到以為自己癱瘓了，捏著人家的腿問人家，”怎麼我一點感覺都沒有?”這種人實在令人哭笑不得，有需要好好調理自己的心理健康。香港人在國際反華勢力搞中國之時，必須冷靜再冷靜，不要跟著人家鬧事，成為群盲瞎起哄。胡鬧的結果，多半都是給自己找麻煩，無事找事，自吃苦果。香港社會這班人患了庸人自擾症，如不及時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讓這種病症發展下去，整個香港都會給玩死。這是國際反華勢力的目的。希望沉浸於其中的人趕快覺醒，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出力，為時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