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作和民族區域自治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除漢族外，還有55個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於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西藏及雲南、貴州、四川、青海、吉林、甘肅、湖南等省區。解放初，少數民族人口約有2800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6%左右，但卻分佈於全國面積50-60%的國土上。解放初期，由於歷史上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存在很深的隔閡。加上少數民族篤信宗教，有人挑撥離間，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不了解，各民族世襲的封建王公、政教合一的僧侶，土司山官，使民族工作增加了複雜性。

1950年3月，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討論了民族工作問題，決心採取有效辦法，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間的仇恨、隔閡、猜忌、歧視和不信任心理。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慎重穩進”地做民族工作。毛澤東提出在民族地區改革，必須慬慎對待，在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幹部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改革工作。中央強調必須先了解少數民族中的具體情況，嚴禁以命令方式在少數民族中推行工作，要注意團結。為了增進民族團結，消除誤解，中央政府邀請民主人士前往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民族政策。

為了消除隔閡，中央政府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真心幫助少數民族辦實事。同時對少數民族內部的歷史糾紛，政府通過協商，公正合理地予以調解，使幾十年、上百年的民族恩怨、械鬥、草山糾紛、邊界爭議、部落衝突都得到解決。解放初期百廢待興，中央資金也很短缺，但還是撥款助少數民族發展農牧業生產。中央特別注重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決定在北京成立中央民族學院，同時在西北、西南、中南設立分院，提拔少數民族成為骨幹力量。1954年，中央民族院和分院共培養了1.1萬多人，而少數民族幹部隊伍則達到了14萬人，起了推動少數民族工作的作用。

有了少數民族幹部以後，民族區域自治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到1953年3月，全國民族自治地方達47個，並準備在新疆和寧夏建立自治區。自治機關地位相當一級地方政權，享有在國家法令規定範圍內自治區單行法規，依照與人民有聯係的領袖決定內部事務，管理自治區的財政，發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藝術和衛生事業等。民族自治制度的推行，加強了民族團結，激發了少數民族的愛國積極性，逐步改變了少數民族的面貌。區域自治是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對國家統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都有長遠意義。

“穆加脅”聖戰歌入侵香港

23條立法迫在眉睫，國家安全絕不能忽視。有人以隱晦手法在香港宣傳”穆加脅”中文聖戰歌，企圖讓激進份子仿效，攻擊版權保護法、否決高鐵一地兩檢立法和為國家安全立法。恐怖份子的魔爪開始入侵香港，與香港擾亂社會的恐怖份子遙相呼應。他們的目的都是想獨立成國，與疆獨、藏獨、台獨和港獨份子都是一類貨。香港應提高警覺，防止激進的年青人被利用，破壞香港和平安寧的生活，讓他們跌入聖戰份子極端的行動之中，給社會造成損害。未雨綢繆是明智的選擇，讓恐怖份子的陰謀無法在香港實現。

恐怖份子做出恐怖行為，埋沒理性，叫人不要害怕違法，給違法和殺人者冠以堂煌的神聖理由。香港經歷了79天佔中的恐怖行動，戴耀廷宣揚的佔中霸路也是愛與和平，公義和民主，與聖戰的恐怖份子如出一轍。政府必須嚴密監察香港激進份子的新動向，特別是那些提出”香港建國”的港獨份子。對這些人來說，沒有比做香港國王更神聖的事了，為了香港建國，他們可以攬住香港市民一齊死。他們極度邪惡的思維和行動，香港人必須有高度的警覺性，把影響和損害減到最低程度。恐怖份子在香港已有滋生的土壤。

美國中情局為了遏制中國崛起，在香港培養黃之鋒一類的年青人，讓他們逐漸成為恐怖份子的頭目。到有一天和美國因利益反目，把美國領事館炸掉，美國才會如夢初醒。拉登、薩達姆等都是美國培養出來的人，到後來因利益不聽美國話，就一個個的和他作對。現在的IS，美國也是利用他們去和敘利亞巴沙爾搶石油，暗中通過中間人把油收過來，現在坐大後，不聽指揮，與西方作對，才去做手術要打擊恐怖份子。開始時一味想打倒巴沙爾，縱容恐怖份子，等俄羅斯出手打擊恐怖份子，還在攻擊俄國，直至恐怖份子襲擊法國、派人臥底於美國，殺了百姓才如夢初醒。

香港對聖戰份子必須有警惕性。回想佔中期間，有人製槍支炸藥，在網上教人如何製作炸彈，如何去和警察對抗。更有甚者，有人教唆年青人到半山區國內商人在香港買了物業的人家投擲燃燒彈。對於散播這種言論的教唆者必須繩之以法，不能等他們有行動造成損失以後才控制他們。那樣做法為時已晚，起不到保護香港市民的效用。回顧佔中發展初期，政府決心不大，輕輕放過教唆和挑動佔中的領導者，讓他們肆無忌憚地蠱惑年青人佔中，讓事態愈演愈烈。政府必須痛定思痛，對恐怖份子絕不能再縱容辜息。

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共事

中國共產黨執政，實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個政治制度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是中國革命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民主黨派，產生於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這些黨派與共產黨合作共事，加入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推翻國民黨反革命力量。在籌建新中國時，民主黨派屬不同階級政黨，作為聯盟存在，而非在野黨或反對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加政府工作，參與經濟、政治、文化建設。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形式，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主要機構。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國家一切大政方針，都要先經過政協全國委員會協商後建議政府施行。各民主黨派可參與協商決定和監督實施，其代表人物還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擔負各種職務，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這是中國政黨執政的一個特點，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這種執政方式對團結民主愛國力量，建設國家非常有利。

毛澤東曾經在全國統戰會議上說過，”對民主黨派及人士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從長遠和整體看，國家必須要民主黨派，以聯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才行”，不可藐視，要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給他們事做，當作自己的幹部，不能有厚薄，要實行民主，動口不動手，給他們講道理。周恩來指出，各民主黨派仍然是政黨，有一定代表性，在中國的土壤生長，有自己的進步份子，可以與我們很好的合作。有一批進步民主黨派，多一些幫手，是好事。

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進政黨，在中國取得了公認的領導地位，要求黨員與非黨民主人士合作，溝通政策思想，使他們有職有權。各級正副職人員之間要有適當分工，在職權範圍內信息共享，幫助他們履行責任，做出成績。毛澤東在總結工作時指示，要與黨外人士合作好，使他們有職有權。重要決定，要與他們商量，有信息要互享，用人也要互相商量，對黨外人士推荐的人才要慎重考慮，盡量錄用。中央把同黨外民主人士的合作定為長期政策，如自己的幹部一樣坦誠相待，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上為國出力。

佔中結束一周年

佔中79天，對香港市民來說，是一場惡夢。這段痛苦的日子已逝去快一年了，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所吹的”愛與和平”並沒有出現。他們要”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的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也泡了湯。他們期望一萬人本著良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根本沒有出現，而出現了打人罵人，粗口橫飛和市民對恃的情景。他們期望的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任由警察打得他們頭顱錠破”，後排”迎上去，接受同樣棒打”並沒有出現。“國內外千家媒體報導”倒是出現了，也”引起公憤”，但不是對政府，而是對佔中的反對派。

佔中後”愛與和平”沒有來，卻出現了”鳩嗚”騷擾商店的惡行，踢打到公園唱曲的阿伯，對拖箱買書的母女亂罵一通，大學生出現了不尊重管治大學校委行為，整個社會變得不近人情，實在令人痛心。宣傳違法有理的言論讓社會陷入思想混亂之中，遺禍後代，需要一段長時間去糾正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種下的禍根。社會給搞到是非不分，人鬼難辨，不講禮貌，不守協議，讓青年人進入迷途。他們把自說自話，不聽別人意見當民主，把任意騷擾他人作為自由意志。社會在佔中後，亟待重整，對年青人進行再教育。

有人說他們佔中是為了信仰，為了民主，可我們經觀察和研究，發現他們與信仰背道而馳，更離民主萬丈以外。他們的信仰叫他們拯救香港，免受強權和暴政侵犯，可是政府卻忍讓有加，對市民施以暴政，無理霸佔道路，斷人米路的卻是反對派的頭面人物。他們不斷的說梁振英壞話，說他不為香港人說話，我們感到莫明其妙。普選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中央也已首肯，要阻撓普選的卻是反對派。他們否定落實普選，硬說香港的普選不按他們的方式就是假普選，可他們提的意見有違國家憲法，無可操作性，如何實現？

民主不尊重大多數人的意志，只願自己的意志獲得實現，這那裡有一絲一毫的民主意識。以少數人的意志否定大多數人心中的渴求，根本不是民主社會應有的行為，香港人應從中深刻理解民主的真諦。不溝通，死牛一邊頸，不按你的方法做就拉倒，把一人一票斷送，普選之路還怎樣邁步呢？我們不能相信反對派的行為可以給香港帶來發展和機會，只會斷送香港前途。不和國家同行，不團結中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起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出力，香港反對派能有什麼前途？香港人還能相信他們嗎？際此佔中結束快一周年，我們應好好思考香港的未來。

創造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

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制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石，但在新中國成立之時，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還不具備條件。民主政治建設，運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這種組織式，對當時的中國是一種創造。在接管城市初期，群眾聯係的制度尚未建立，各新解放城市由軍管會或臨時政府邀請各團體有代表性人士成立各界代表會，就市政問題，各項政策向各界代表徵詢意見，經討論和建議後，作出決定，付諸實施。中央認為，進城之後能否管好城市是考驗中國共產黨力量之時。中央認為組織好人民代表會議正是組織能力的表現。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頭一個月，先後向各中央局、分局批轉了上海松江縣、華北各城市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要求通令各地仿照辦理。毛澤東認為，如能把一千幾百個縣的人民代表組織好，對數億中國人都是一件重大的好事。團結各界剿匪反霸、肅清特務、減租減息、徵稅徵糧、恢復與發展生產、恢復與發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改，人民代表大會都有重大作用。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以發揚民主方式，組織人民政權代表大會。

人民代表會議以當前的生產議題，包括原料供應、產品銷售、勞資關係，調整煤、糧配給等城市生活中的緊迫問題，由各界代表集思廣益，多方協調解決。清華大學費孝通曾經對共產黨能否實行民主表示過懷疑，但在參加了北平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後，看到來自各界代表的積極性和熱情，再看到毛澤東在講話後，把人民來信在大會中宣讀，反映物價高、捐稅多和失業等問題的意見，當場交給會議處理，明白了共產黨實行民主的決心。各界代表提交了248件社會生活迫切的議案，在議會中讓人民代表學習行使權利，使代表在民主素質、民主程序等方面都得到培養和訓練。

1951年2月。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國家要走”民主化與工業化”的道路。4月，政務院發出《關於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的重大工作，要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報告，進行討論和審議。這時，社會基層組織已初步建立起來的城市，以及土改完成了的農村，人民開始選自己的代表。由人民直選和間選的代表逐步增多，由政府特邀的開始減少。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大會已經形成一項經常的制度，在全國各地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入城之初的軍管制度，逐步過渡到正式選舉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制度雛形。

網絡創作

網絡創作，無論是二次創作，三次創作，或千次創作都有自由，但這個社會保護自己的創作也有自由。你的作品遭人剽竊、修改或惡搞，你的作品受版權法保護，自可起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控告濫用你的作品或未得你同意而擅自盜用你的作品修改作其它用途的人。政府必須有法律規管非法行為，不能任由非法份子為所欲為。所謂二次創作，無非就是把人家的作品順手拿來進行修改，然後發表，當作自己的作品，版權主當然有權要求禁制你的行為。要說二次創作把蒙羅麗沙頭像改為自己頭像，可能無人會告你了。

尊重人家的創作在文明社會非常重要，未得人家同意而擅自盜用的行為不值得鼓勵。政府應業界要求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應有之義，盜用的慣匪無權阻撓。黃毓民和梁國雄都是盜竊犯的同路人，自然要在立法會中充當他們的辯護士，阻止法例通過。可是，保護版權和保護作品的權利，明確定在文明社會中，犯法的人必須有條例去管制，以收阻嚇侵犯者的作用。二次創作當然有自由，但先決條件就是清楚人家不介意你利用他的作品進行修改，或有償使用，或修改了以後不是公開發表，而是留在家中自己享用。

我在朋友家中看到一張二次創作的油畫，場面宏大，富麗堂煌，是拿破倫的加冕場景。走近一看，畫是人家的創作，而拿破倫的頭像卻變成了朋友的樣子，對於這種幽默，大家都會會心微笑。這種創作當然有趣，而且只放在家中自己欣賞，不會有人去控告你。但要是你拿來公開發表，那就另當別論，只要有版權持有人反對，你就要周身蟻。香港為保護創作自由和權利，必須有法律規管，防止盜用和擅自修改人家作品的行為，否則一個文明的社會都沒有法律去保護創作者的尊嚴和權利，這個社會還算公平嗎？

網絡是傳播最快的工具，很多作品都給好玩者盜用修改而後到處傳播，創作者的權利受到侵犯，實非好事。創作者投訴無門，無法阻止作品被濫用，對創作者和版權人來說是一件不尊重的行為，政府立例規管非常有必要。那些擅用他人作品進行修改，變成表達自己思想的作品公開發表，實在對真正的創作者是一種不尊重。對這種行為進行管理，並非基本法中的23條國家安全立法，而是對創作權進行保護的法律。反對派指管理網絡侵權立法為網絡23條，是故意混淆視聽，張冠李戴，妄圖阻止公正社會的建立。

陰暗心理

心理陰暗的人見不得光，見光即死。陰暗心理使一個人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人，總在拉別人後退，要人陪他一起不發展，與他一同等死。香港有一批這種抱有陰暗心理的人活在市民之中，用各種方法阻礙香港前進。香港已經回歸祖國，脫離了殖民統治，這班人還在說”香港不是中國”。有學生不值這些人所為，在大學壁報回敬說”香港屬於中國”。有一些年青人在奏國歌時做出”噓”國歌的無禮行為，屬陰暗心理在作怪，以這種方式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種陰暗心理的發展，必讓這些人成為社會的負能量，妨礙自身的發展。

這種陰暗心理的培養，是美國反華勢力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戰略行動。他們在香港培植特務，潛伏於社會各個領域，通過他們掌控的媒體影響群眾。香港有數千個這種特務潛伏於教育界、文化界及政界從事培養陰暗心理的戰鬥。例如建高鐵，他們希望高鐵爛尾，讓香港損失幾百億也不會心痛，還有幸災樂禍的快感。他們佔中79天，使香港蒙受經濟損失，他們還認為自己是大英雄。像黃之鋒這一類小丑想做佔中人板，還想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美國中情局和香港反對派培養這種陰暗心理的做法，讓人啼笑皆非。

他們罵國內同胞和遊客為蝗蟲，無視他們父母兄弟靠做國內遊客生意把他養活；他們要獨立建國，可還在飲東江水，吃中國菜，穿中國製造的衣服；他們不想做中國人，卻要住在香港，拿特區身份證。這種陰暗心理，使他們精神分裂，成為沒有獨立人格的廢殘心理病人。這種病態心理發展下去，讓他們逐漸成為社會邊沿人，對自己前途無益，也會成為社會負擔，如病情繼逐惡化，危及社會安全，必將使自己墮入法網，承擔法律責任成為階下囚。這種陰暗心理培養出的垮掉一代，是國際反華勢力最希望見到的結局。

敗壞青年一代的心理健康是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部署。他們以敗壞人心為目標，讓年青人失去民族自尊，失去愛國心，成為破壞社會秩序和敗壞社會風氣的違法者。他們宣揚違法合理的錯誤思想，把這種行為說成在爭取民主，以錯誤的民主觀念引誘年青人走入誤區。他們把無禮、不文明的行為待人，視為勇敢。他們所做的一切均在拖社會後腿，自以為在戰勝政府。他們把政府視為敵人，而不是服務市民的機構。他們一心要打倒政府，奪取政權。以這種破壞社會秩序的陰暗心理生存，這些人能有什麼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