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互助組織

在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和解放區領導的農民翻身運動發展了各種勞動互助組織，積累了一些有用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幫助農村經濟的恢復，各種互助合作組織，生產的、供銷的、信用的，在國家政權的管理之下，由群眾自行成立集體的經濟組織。政府積極提倡和鼓勵，製定各種優惠政策，享受國家貸款、技術指導、購買良種、農葯機械，使農民經濟地位獲得提升。對於部份貧農，由於單家獨戶生產困難較大，通過生產互助組織，實行必要的集體勞動協作，使生產力提高，增加了互助組農民的收入。

隨著互助組的發展和鞏固，常年互助組比重逐漸增多。1950年統計，全國有互助組280萬個，參加的農戶達1150萬戶，佔農戶總數近11%，其中大部份分佈在老解放區。1950年7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會總社成立，通過供銷合作社，由國家投入一部份資金，農民群眾自願集資組建，免除中間商剝削，受到農民歡迎。到1952年第二季度，全國供銷合作社發展到31953個，社員達9546萬人。在1951年全國農產品收購比1949年增加了19倍。供銷社內設信用部，協助農民融資購買農具、耕畜、肥料，提供了資金幫助。

在互助組發展之餘，有些地區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一些富裕農民開始把合作社看成是”拉幫窮人”，覺得退組單幹才能發財。據此，中共山西省委進行了討論和研究，提出加強領導，提高互助組織，引導農民走更高一級的形式。在群眾和政府內部有兩種不同聲音，有的認為要發展生產，不要動搖私有基礎，有的認為要阻止和避免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把農業生產互助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化去。到底應怎樣才更切合實際，不進入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誤區，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看到山西省委和華北局的報告後，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成長為合作社的觀點，不同意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論點。他指出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是可行的。這種觀點符合七屆二中全會和政協共同綱領關於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經濟的決定。在取得了共產黨內部的統一看法後，劉少奇等人接受毛澤東意見，全國展開引導農業互助組織走向較高級形式。在不同的問題上總會有不同意見，但最終都必須有結論，邁出勇敢的一步。

警世危言

香港有些人對民主的理解令人匪夷所思，實在非常危險，最終必引發內亂，直至使用武力平亂，才能結束叛亂。武裝平亂必會殺一批人，讓這些人知難而退，逃出香港為止。這類人其中一派以陳雲為代表，要在香港獨立建國，想遊說世界各國支持香港立國。大學中有潛伏著的特務推動學生搞港獨研究，鼓吹違法合理思維。公民黨做出干涉大學任命權和搶奪管治權行為、驅趕國內遊客、阻撓香港大型工程、”鳩嗚”擾亂營商環境、用公帑與政府對抗。這一批人，認為這都屬民主行為，讓香港陷入思想混亂的烈焰之中。

香港有兩類人，一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一是合法在香港生活了七年的外國人或歸化了他國的香港人。香港80%以上的人屬第一類，屬第二類的約不到20%。在不到20%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中，願意遵守香港法律的佔了大多數，只有極少數人參與佔中暴亂。在80%以上的香港中國人中有不到1%被稱為漢奸者參與擾亂香港的行為。這十多萬人構成了危害香港的根源。這一班人要把香港變成政治實體，與中央對抗，製造謠言，分化香港市民，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在香港製造混亂，企圖火中取粟，達成政治目的。

這些人不是烏合之眾，是在國際反華勢力支持下的有計劃行動。他們得到外國反華勢力的支持，有強大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做背景，也有著台獨勢力的參與。他們以敗壞社會道德風尚作為起點，讓年青人不講禮貌，離經叛道，宣揚違法也合理思想。其次敗壞民族和國家觀念，把中國描繪成不是人的國度，讓人失去民族自豪感。同時，他們把帶領中國崛起的共產黨說成是邪惡的根源，要除之而後快。在這種背景下，不明真相的人對國家產生不信任，出現離心，以配合那些擾亂香港的魔鬼興風作浪，阻撓香港發展。

這些魔鬼天天在等機會，煽動群眾起來鬧事。要是香港社會聽之任之，對這種思維寬大再寬大，崩堤之日必會到來。小者，香港給纏繞得無法發展，大者，香港必出大事，需要出動解放軍鎮壓。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出現，但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事。一旦出現叛亂事件，中央必下令平亂。被欺騙走上前線的傻仔必成子彈下的陰魂。到了那一天，誰都作不了主，只有待叛亂份子被全部殲滅、被俘或逃亡外國後才算了結。這不是危言聳聽的預測，而是歷史教訓。建國有這麼容易的嗎？香港人必須有智慧走出困局。

農村經濟發展和面對的問題

中國是農業大國，在長期戰亂中，農村經濟處於凋弊狀態。江河堤岸常年失修，洪澇為患。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把恢復農業生產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興修水利，發放農貸，為發展農業創造條件。政務院發出新規定，鼓勵農民安心生產，發家致富，保護農民財產不受侵犯，合理負擔農業稅，以各種優待政策，獎勵主要工業原料的生產。對興修水利，墾種新荒，造林護田的農民給予政策扶持。同時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領導農民整修水利。1950年至1952年在全國農林水利投資總額達10.3億元，佔基本建設13.14%。

在淮河流域進行了”蓄泄兼籌”工程；在長江流域進行了規模宏大的荊江分流工程；在黃河進行”蓄水攔沙” 和下游防洪的統一治理。到1952年底，全國4.2萬公里河堤大部份都進行了整修和加固，為農業豐產創造了條件。同時，人民政府在農村開展大規模防治病蟲害工作，減少了農村蟲災對農作物的損害。政府還擴大對農業的貸款，期間國家共發放了15.7億元，解決了農民缺農具、種籽、肥料、牲畜等困難。這一系列措施，使1952年農業總產值增長到483.9億元，比1949年增加48.5%。全國糧、棉、烤煙、黃麻、甘蔗都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產量。

農民生活有了改善，1951年貧雇農每人全年平均收入糧食933斤比抗戰最高年份增加24%。農民貨幣收入，1949年為14.9元，1950年為18.7元，1951年為23.6元，1952年為26.8元。農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農村購買力。土改後農民把主要的收入用於擴大再生產，促進了農村經濟較快的恢復。農村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貧農雇農上升為新中農，中農分別佔農村總戶數的63.8%和86%，佔有土地75.7%和88.7%。土改以後，農村出現了中農化的趨勢，對於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有利的，但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在土改中由於人口眾多分到農民手裡的生產資料非常分散，各戶資金和勞動力情況不盡相同，有些富裕農民靠著資金和勞動力優勢，經濟地位上升很快，其中有人通過雇工或放貸成為新富農。大多數農民生活雖有改善，但缺資金和勞動力，不得不重新借高利貸、典讓、出賣土地，靠雇工維持生活。農村又出現了分化現象，引起了中央和政府的關注。農民在擺脫封建制度的束縛後，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分散的、個體的、落後的傳統生產模式，生產力水平低下，多處於自給和半自給狀態。中央在思考如何避免新的兩極分化，推動農村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讓農民獲得真正的解放。

一地兩檢 中港一家

深圳灣已是一地兩檢，國內邊檢一方，香港移民局另一方，都在香港以外的一棟聯檢大樓裡進行。高鐵在香港總站建一棟聯檢大樓，由國內邊檢及香港移民局各據一方執法，一點問題都不會有，正可在一棟大樓裡實現一國兩制。只要中央批准，一地兩檢就可實現。這是中國內部事務，有誰可以說三道四，況且這是給旅客方便，只有不想香港發展的人才會以各種理由反對。特別是以一國兩制，內地公安不能在香港執法來阻撓，更屬無稽之談。中港兩地警方在香港和內地共同執法不知已多少起了，一地兩檢有何不可？

梁家傑和公民黨滋事份子說一國兩制中國不能在香港執法，簡直自欺欺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早已進駐香港，保家衛國，他們不是在實踐國家憲法規定在保護香港嗎？中國邊檢又不是武裝人員，黎廣德和梁家傑為什麼有這麼大反應？是你們身上有屎嗎？中聯辦在香港從商貿、文化、青年工作、到地區工作都有大量人員在聯係各方人士，你怎可能說中國政府人員不能在香港執行任務呢？中國外交部、中國三軍代表、中資機構、情報人員、各地方政府都有代表在香港，誰能阻止他們在香港的活動和正常執勤？

公民黨搞這些小動作，都只為欺騙無知之人，無事生非，庸人自擾。香港人必須頭腦清醒，特別在政府內的工作人員，更要清楚自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在為中國同胞服務，給旅客方便，不要給公民黨的歪理扯東扯西搞渾了頭。中國為什麼不能在香港搞一個為高鐵服務的聯檢大樓，讓高鐵順利在香港起動？這是國家發展的需要，公民黨有什麼資格以一國兩制來阻撓一地兩檢？一地兩檢，就因為一國兩制才需要一地兩檢，中港為同一個國家，搞一個聯檢大樓一起用，一起方便旅客，天公地道，還用多說嗎？

自香港回歸後，中港已成一家，建一棟樓兩兄弟住，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利有何不可？你做你該做的事，我做我該做的事，都屬正常生活準則，何況你做的事和我做的事，加起來就是給旅客帶來方便，那就誰也不能反對了。對香港旅客有益，對外地旅客方便，正表現了政府服務社會和大眾心意。習大大認為，作為政府官員，人民心中的盼望，就應該是政府工作的目標。我們作為市民，希望從政者拿出勇氣，粉碎阻撓香港高鐵完工的圖謀和狹隘思維，跨越人為的障礙，把一地兩檢落到實處，爭取高鐵早日在香港通車。

部署十年計劃經濟建設

1951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大會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中央在財政安排上大幅度減少軍費和國家行政機構的開支，增加經濟建設費和文教事業費。這是中央從領導戰爭向領導和平建設的決策。後因美國侵入朝鮮和台灣，迫使中國不得不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中央在財政安排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當時鄰境戰爭，國內被炸，於是實行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它帶投資性的支出第三。當年用於抗美戰爭的開支佔財政收入的57%。為了平衡收支，適當提高了農業稅和統購稅等辦法增加收入。

在朝鮮戰局趨於穩定時，國內各項工作進展順利，中央認為中國人民要用三年時間完成經濟恢復的任務，要求幹部不失時機地在各方面預作準備。中央在1951年5月7日和7月5日，由劉少奇闡述了在三年內要打贏朝鮮戰爭，肅清土匪，解決西藏問題，政治上把群眾工作做好，完成農村土改，工廠搞好競賽，管好工業，搞好生產；經濟上要在全國搞清國內的各種資源、國內外市場，建立全國的統計工作，調整公私關係，文化上要準備人才，用好知識份子。在工農業，輕工業各方面都要打好基礎，做好部署。

全國五種經濟成份都要發展，各得其所，但比重會有變化，近代工業比重增大，農業和個體經濟縮小；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增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縮小；加強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發揮國家效能；準備十年時間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中央下決心實行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用三年時間作準備，十年時間進行計劃經濟建設。這些思想反映了當時中央領導層想法及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最初設想。這個時期，朝鮮戰爭進入邊打邊談階段，國內城鄉交流活躍，鐵路、輕工、水利等都在進行。

中央財經工作在陳雲的主持下，在不放鬆收入的條件下，管理支出，抓緊財政。經濟和市場管理，轉向工業、農業、交通等方面，逐步把經濟建設日益置於重要位置。到1952年財政預算已把建設調到第一位，軍事第二，行政第三。”邊抗、邊穩、邊建”的財經方針，同“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戰略設想有機地銜接起來。從中央到省、市、縣各級有步驟地建立起完整統一的財政體制。1952年11月，國家計委成立，中央掌管重要物資的調撥和平衡，計算國家財力、經濟、文化、國防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做好準備。

雨傘恐怖份子又利用兒童搞事

TSA測試並非什麼滅絕人性的恐怖行為，只是用於測試學生掌握學習知識的程度和能力，對於兒童鞏固所學知識非常有用，而且世界教育先進的地區和國家都在做。雨傘份子打著不想兒童太辛苦，用太多時間學習，不想他們在小學階段要競爭兩次，失去童真云云。這些雨傘恐怖家長，以家長身份，把自己孩子拿來較非，培養他們怕競爭思想，縱容不肯用功行為，實在匪夷所思。他們不但在培養兒童失敗者行為，還培養他們怕競爭思想，使學生失去鬥志，走上邪路，殘害兒童健康身心，把兒童培養成社會失敗者。

雨傘恐怖家長想以這種行動造製造恐慌，希望借此使一些不知真相的家長害怕，以為TSA是什麼ISIS一類的恐怖組織，要害死他們的孩子，趕快出來反對。這是他們反國民教育後又實施同類詭計的一個行動，以此騙取家長出來反對。不過，有了上次教訓以後，除了這些雨傘恐怖份子自己表演外，其他市民不會跟隨他們擾亂社會秩序。這些雨傘恐怖份子拿自己孩子較非，雖然我們幫不了他們，但教育局應在學校管制老師對學生灌輸錯誤信息。任何教師做出類似行為，為了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必須加以制裁。

國民的愛國主義教育非常重要，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健康發展和穩定作用巨大。沒有國民教育的地區和國家容易出現動蕩的政治局面，容易給人利用來搞內亂和內戰。對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和傳統不了解，對國情和國家政治制度不認識，就容易被人利用做出反國家和民族的行為。香港為什麼有這麼多恐怖份子參與佔中，就因為他們不了解國情，被人以虛無縹渺的”國際標準”所欺騙，到最後大家才發覺國際上和聯合國中根本沒有普選的”國際標準”，普選也沒有真假之分，只要每人手中有一票，就是普選的定理。

公民黨的余若薇和社民連的梁國雄都為法輪功邪教站台，而法輪功是受到美國中情局資助的邪教團體，目的就為擾亂中國，遏制中國發展的勢頭。他們都在反對領導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一部份反華勢力念念不忘給中國共產黨打敗的歷史，一再想報一箭之仇。但他們咬中共不入，想方設法在中國培養反對派，挑起內亂，打倒共產黨。這一輪反TSA是反對派與法輪功一類的雨傘恐怖份子搞的邪惡的行動，殘害兒童身心的恐怖行為。利用兒童製造事端的雨傘恐怖份子，有昧人類良知，連兒童都不放過。

城鄉交流 活躍市場

由於長期的戰爭和劇烈的通貨膨脹，加上交通不暢，城鄉商品交換滯塞，大宗農副產品推銷非常困難。1950年3月以後，全國出現市場蕭條的現象，城市工業品滯銷，農副產品供應不足，農村農副產品積壓，工業品缺乏。中央財委會於1951年，明確把擴大城鄉交流擺在第一位，國營商業發揮了領導作用，在各地成立了土特產貿易公司，投入資金收購運銷土產品，供應農民需要的日用品。通過與農民簽訂購銷合同，使供銷合作社成為城鄉交流的生力軍。全國各地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幫助農民解決暫時的資金困難。

按照公私兼顧的方針，國家鼓勵私營商業從事城鄉間的購運業務。在公私經營比重確定後，在經營的品種上盡量讓私商先購多購。國營土產公司還和私人企業成立購銷委員會，以聯購聯銷的辦法，統一解決各種業務困難。一些地方還組織試辦公私合營商店，調動了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同時政府還為降低運費、銀行提供聯貸、押匯便利及實行減稅等措施，使商人有利可圖，城鄉交流獲得了發展。在政策的鼓勵下，銷往農村的營業額比銷往城市的營業額增長得更快，真正達到了發展經濟，活躍城鄉交流的目的。

在擴大城鄉交流的過程中，舉辦物資交流會，發展農村集市貿易，使滯銷的農副產品找到了銷路。1950年冬至1951年春，華北區五省二市的展銷會，銷售了總值約70億斤糧食的土特產品，其價值超過了1950年華北全區的公糧數。許多地區還積極恢復和發展農村集市、廟會、騾馬大會等貿易，組織農民開展近地貨物交流，增設國營土產公司，私人貿易貨棧或農民交易所，將收購土產品，推銷工業品業務範圍擴大，形成貨暢其流的繁榮局面。這種局面不僅活躍了城鄉交流，也成新中國經濟獲得活躍發展的關鍵點。

通過城鄉交流，國營商業把合作社、私營商業的力量組合起來，彼此合作，各得其所，使城鄉間的交流渠道得到疏通和拓展。1952年 全國各地共舉辦物資交流會7000餘次，總成交金額達16.38億元，比1951年增長62%以上。1952年與1950年相比，全國商品零售總額增長44.7%，農副產品採購增長62.1%。這樣大規模的城鄉交流，在舊社會從未見過，使工商稅收大增，增強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商業的振興，既聯係的農業和工業，又幫助城市面向農村，農村面向城市，各自提高了購買力 增強了投入生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