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

示威的意思就是表示"威威"，要威就要能做成一件事。做不成事，也就無從威起來。示威者說，我做到了，就是叫了幾十萬人上街，結果有學者用最先進的度量衡測計，卻怎麼計也突破不了十萬。不過能有一萬人對我來說己是頂多的了，也可說是一個成就，可是這個成就有什麼用呢？身水身汗，空喊口號，香港發達了嗎？香港社會的問題解決了嗎？沒有，一點都沒有變。對比回歸15年各種晚會，上百萬人觀看，享受了文藝表演，看到了國家的成就，意義就更大了。

示威的時候由於人多，好像很有力量，可是實際上沒有結果。叫梁振英下台，叫曾蔭權下台，人家還是風風光光的做完自己的任期。叫梁振英下台，人家還照樣上班，很可能還要連任做完十年。十年第一天上班，日子還長得很，示威者就還有三千多天的希望，那就提著嗓子喊落台吧。有些人很可能就要在這十年去世，也就是盼梁振英落台者，人家還沒有落台，自己就要見上帝去了。對著無法實現的願望，那不等於虛耗自己的生命嗎？這對香港有用嗎？

要民主、要自由、要公義，向誰要呢？這些都只能向自己要，沒有人可以給你，也沒有人可以拿走你的自由。你在街頭，還在喊要這些，真是不可思議。誰拿走了你的民主，誰拿走了你的自由，誰拿走了你的公義？你如果在示威中給人煽動起來，觸犯了法律，那人家把你抓走關起來，你就真的沒有自由和你說話的地方了。那時候人家就會說你，怎麼你搞內鬥去了，人家沒有給你鬥倒，自己卻進了牢籠？歷史上搞內鬥的人不知死了多少，你搞內鬥會有好結果嗎？

香港有人妖魔化中國，把社會落後的現象說成是共產黨的作為，人家共產黨還在出力改變這種社會落後的狀況。如果你真的關心社會，何不與人家合作，改變社會呢？人家梁振英要為香港變得更好而出力，為何不和他合作，而要和他過不去呢？這能讓香港進步嗎？沒有包容的心，只以為自己最可靠，其實是最不民主的想法？什麼人都不信，只信自己，何來民主呢？共產黨都知道要團結不同黨派，香港的反對派的做法是民主的作為嗎？沒有了包容，就不會有民主。

示威不是不可以，有人欺負你，示示威倒是可以的。可是香港這班上街的大帝，給誰欺負了呢？說給地產霸權欺負了，好像在資本主義社會又太抽象。余若薇、李柱銘、何俊仁，誰敢得罪他們？李嘉誠、李兆基、郭氏家族等人怕佢多過怕五帝，好像說他們給地產霸權欺負有點說不通。說中央欺負他們，我想中央如果知道他們要為國家在世界崛起而貢獻力量，中央一定對他們會愛護有加。如果他們只受不明來歷的人指揮，與國家作敵，那就只能按搞內鬥的方法來處理。

內鬥不會有好結果，內鬥只會傷感情。如果聯結外人來對付自己的國家，那更不是中國人可以原諒的叛逆行為。胡錦濤己經警告這班人，利用外國勢力來反國家，不會有好結果。雖然國家主席不會像我這樣說得這麼白，我在這裡演繹一下，相信胡錦濤也不會反對。對於遊行中有一部份不是示威，而是表達訴求，要改善民生，希望獲得照顧，梁振英一定可以聽到，可以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對於一些無理取鬧的要求，堅持內鬥，往死裡走，那一定不是香港之福。

示威中看到帶頭人，都各懷鬼胎，散沙得不能再散。他們手中就只能動員這些人，把這些人當馬騮一樣耍。給公民黨耍的那個婆婆都不玩了，他們還能爭取到多少支持者呢？他們互相在這有限的人中互挖牆腳，搞得公民黨那些中堅份子在區選中紛紛落敗，落漠收場。這次示威搞得秩序大亂，因為大家都要擺擋，爭取曝光，結果弄得人走不過去，要擠出指定的軌道，也就是越軌了。示威越軌就容易亂，一亂就可能引發暴力行為，這是示威的危險之處。

香港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皆為人所創造；有宗教信仰的人會說天地萬物皆由上帝所創造；辜勿論如何，世間的發明創造皆由人才利用天然資源，無中生有，完成人類壯舉，達成人類的夢想。中國人飛天，探索宇宙奧秘，中國人深潛海洋七千米，解開海底之謎，是中國人培養了千千萬萬的人才所取得的成就。飛天、深潛，只有幾個人去了，但背後卻有著無數人的努力，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和無數平凡的勞動者的合作成果。這些人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為國爭光，讓國家進步。

作為國家領袖，談培養人才，首先就是談培養有愛國心的人才，而這種人才還要有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願望。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願望，是中國人的夢想，也是中華民族作為人類一份子的願望。我們的祖先的四大發明為人類做出過貢獻，現代的中國人也應有這種雄心大志。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來到香港，對香港特區官員提出培養人才這個期望，是具真知灼識的指示。作為一國的一個城市，不能培養出有民族精神的國民，有為國爭光的人才，香港就不會有光明的未來。

我們從香港有一批人要拖低政府工作效率，在立法會拉布，這和提高香港競爭力的要求相去十萬八千里。他們說，這是為他們的選民做事，而這些選民有什麼訴求呢？這部份選民就是為了內鬥，要結束”一黨專政”、要”民主”、要”公義”。他們看不到國家的政體是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制，也看不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是人民民主，更看不到中國對公義社會一貫的追求。只是這班人為了內鬥，說人家沒有民主和公義。搞內鬥的思維是一條死路，其實鬥來鬥去最後就什麼都不會有。

香港這班人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要遏制國家發展，挑撥群眾與國家離心離德，當神舟和天宮成功對接，國人都感到自豪時，他們就會說對接成功了，但中國的食物安全還沒有搞掂；當深潛七千米完成，他就會說，北京的交通阻塞還沒有解決。用這種態度對待國家在科技上的進步，是對廣大科技工作者最大的不敬，對國家尚存在的落後現象不能正確對待的偏見。食物安全和交通是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這除了是政府的責任外，也是教育工作者要幫國家解決的良心建設問題。

培養人才是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有什麼樣的教育工作者，就有什麼樣的國民。文學家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更是一個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啟蒙者。只有對國家和民族有感情的國民才會對國家和人民愛護。假如老師以內鬥作為自己教育學生的目標，這些學生就會受他左右，心抱怨恨，想著人家的壞，要把人家打倒，這樣的學生怎會對社會有貢獻呢？這只能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反華者把這些教師捧上天，說他們是良心教師，鼓勵他們更賣力地去教學生憎恨國家和共產黨。

教出這種學生就既沒有包容性，也具偏見，怎會對社會有好處呢？這些學生只會自以為是，充滿偏見和偏激，對國家和民族怎可能有好處呢？對國家充滿偏見，怎會去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呢？他們天天要上街，要打倒人家，要人家下台，以內鬥為樂，以搞內鬥為榮，這種社會只會陷入沉淪的深淵。香港目前己有這種苗頭，而且胡錦濤己警告外國勢力不要在香港搞事，再搞下去，香港出現動亂就一點都不出奇。培養人才首先就是要培養有愛國心的人才，對國家才有利。

只有具愛國心的人才，才能知道內鬥、內耗對中華民族是一條死路。中國不乏喜歡搞內鬥的人，更不乏在外國勢力支持下去從事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反叛份子。只有以愛國精神培養出來的國民，才能對中華民族在世界崛起做出貢獻。老師對學生的培養至為重要。愛國的人才比金子還寶貴。

偉大的七一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
洗擦中華民族恥辱的大喜日子；
七月一日是兩千萬英烈的生日，
他們為新中國的誕生獻出生命。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這天誕生，

1997年香港特區在這一天組成；
鄧小平的偉大構想在香港實現，
鄧小平的思想讓中國走向富強。

七月一日香港新一屆政府成立，

梁振英將帶領香港穩中求變；
七月一日迎來回歸十五周年，
胡錦濤主席帶來了對香港的祝福。

中華民族同心同德祝福這一天，

朱小丹帶來了廣東對香港的支持；
香港社會要成國家重要經濟城市，
胡錦濤帶來了中央對市民的關愛。

七月一日宣告了中華民族的新生，

七月一日真正讓中國人民站起來；
有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的人在歡呼，
對國家心存怨恨的人在街頭哭嚎。

七月一日在炮火中被征服被解放，

七月一日在智慧中被收回被建設；
香港和祖國的前途在愛國者手上，
中華民族在世界崛起從這天開始。

回歸的紅旗在香港藍天緩緩升起，

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想在國人心中；
我們深入海底而又登上浩瀚宇宙，
中華民族的鴻大志昭示於天下。

香港可以給中華民族獻出玉明珠，

照亮社會建設道路上的陰暗角落；
香港在七一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
為中華民族更美好的未來而奮戰。

中國夢反思

中國夢是什麼？中國人在赤貧年代，就發夢都想著能夠吃飽肚子。只要有飯吃，幹什麼都可以。拿起槍，把命拚了都可以。當然有理想、有大志的人，他們的想法會有一些不同，就像毛澤東在五十年前就說過，21世紀中國應該對整個人類作出更大貢獻。而當時想的也只是土豆加牛肉式的共產主義。而今天在胡錦濤看來，我們應該作出的貢獻要比毛澤東的期望還要大，很明顯的一點就是綜合國力和各方面都要有一個變化。中國要現代化、科學化就為了要實現和平崛起的中國夢。

中國的崛起除了要解決窮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在經濟和貿易方面做出大貢獻外，中國還應該做些什麼才是對世界有更大的貢獻呢？作為個人，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夠有所發展，有個幸福愉快的家庭，喜歡美女的人，就想著自己能有一個漂亮溫柔的妻子。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於是大家就拚命的求學問，以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作為一個民族，中國夢就包含了我們對世界作出如下四個方面的貢獻：人類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綠色革命的成功、文化的傳承的現代化。

中國夢和美國夢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夢是單純的個人奮鬥，中國夢則有了對國家和世界的謀劃的崇高理想。中國不乏個人奮鬥者，成千上萬的人都獲得了成功，有的人循正途，走正步，有的人不擇手段，作奸犯科。但無論如何，中國也像世界各國一樣，給自己的國民提供了可以發展的平台。美國的巨貪，由於有法律的保護，美其名謂經濟"槓桿"，實則殺人不見血，食人不吐骨，大批大批平民百姓的錢都給捲走了，你都奈何不了他。誰叫你喜歡在市場賭一把？

中國人不是救世主，我們當然也會為自己的利益而奮力向前，但我們又是有節制的，既發展了自己，也希望對人家有利。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對於有利自己也利天下的事，我們都會爭著去做。利己不利人的事，我們則會三思而後行，害己害人的事，我們的祖先就教導我們絕不能做。中國潛入深海7000米探索海底之謎，對人類未知的世界進行探究，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有好處，我們則爭先恐後先去做了。對美國要聯合國去入侵利亞，利己不利人，則要先否掉，三思而後行。

馬雲從一個窮小子，由於有好理念，建立商貿平台，利己又利人，在中國這個大平台上，獲得了大發展。他的中國夢，讓千千萬萬的年青人要步他的後塵。唱歌的、作曲的、跳舞的，在中國這個大舞台上，讓香港的、台灣的藝人獲了他們的成功，連一些老一輩的藝人到了大陸，也都一個個枯木逢春，煥發出新的藝術生命。現代的中國令人難以置信地多機會，就算最簡單的一個理念，都可爆發出令人羨慕的商機。香港年青人要圓夢，必須搭上中國大發展的大船，去乘風破浪。

中國是一個13.4億人口的國家，如果我們都是大食懶，那國家的負擔真是重如山，如果我們人人努力，肯動手又動腦，那中國就會是一個世界無敵又無雙的國度。中國每年培養出五百萬位大學生，中國的未來就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中國是世界搞科學研究人數最多的國家，將來還將是高質量科研論文最多的國家。這種狀態將讓中國對人類和科技的未來，為世界做出貢獻。我們的祖先在四大發明上做出了貢獻，他們的子孫，將無可避免地給世界帶來令人驚喜的成就。

我們上了太空的三位宇航員都回來了，他們的成就將為更多中國人的生活改善做好了發展的基礎。有人說國家為面子做這種上太空的事，他們那裡知道，這些科究成果，在很多方面都可用到民生之上，讓中國的產品更有競爭力，在生產的各個領域都獲得改進。這比把錢只用在扶貧上不知好多少倍。中國要改變貧窮落後的的面貌，走科教強國之路，才是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

我認識胡錦濤，因為他當上了國家領導人，但是他不認識我，因為我和他素未謀面，可是我卻認識他的死黨王教授。他們倆都在清華讀書，一個睡上鋪，一個睡下鋪，情同兄弟。一個畢業後留校工作，一個加入政府服務社群。文革年代，他們和一班同學全國串連，到了一個地方，胡錦濤病倒了，其他同學要趕著上路，胡錦濤病得走不動，王教授就守著他。胡叫他不要等，與其他同學一起走，他稍好會自己追趕。王堅守他三天，待他好了才一起趕上同學。

無獨有偶，不久王也病了，胡也堅守他三天，照顧他起居飲食，找醫送葯。待王教授病好後，他們笑說兩不相欠，但自此結拜為兄弟。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在共產黨員以外還是一對死黨。在清華讀書時，他們組織了一個同學會叫藝友社，唱歌跳舞，過著愉快而有意義的學習生活。胡錦濤當了國家領導人以後，只要時間許可，舊同學聚會，只要他在北京或時間許可，他都會跑去看看同學。當國家副主席時他還是這樣，只是當了主席後就身不由己了。

胡錦濤的這班同學也很爭氣，個個在社會上都出人頭地，為國家在各方面做出貢獻。王教授在清華堅持做研究工作和帶學生，成為優秀的科學家和教授。在改革開放後，王教授一邊搞科學，一邊幫國家發展經濟，把過去的同學會變成一家企業，把清華的一些研究成果商品化。當然，他們這些知識份子都不是商人，靠了當時畢業走入商界的同學，幫他們一起經營這個公司。當國家提倡發展文化產業後，他們又在這方面挑起重擔，從事文化產業的發展。

我所瞭解的王教授，絕對不是一個商人，是徹頭徹尾的讀書人。性格直爽，從不轉彎抹角。胡對他很信任，有時也會請他到家中一聚。只要是做一些對國家有建設性的事，胡都會幫他轉介到相關的部門。由於他們特殊的關係，王教授會非常注意自己的行為，找他要國家的錢或拜官的事就免問，對於能給國家帶來好處的事，他就會大力支持。對於辦國學院，弘揚中華文化，他就會熱心的和同學們一起捲起衣袖，把事做成。當然這些事，胡錦濤也會給他幫忙。

我認識王教授，是通過一位朋友的兒子認識的。改革開放初期，這位年青人要來香港定居，結果在我公司渡過了開頭的兩三年，後來他做起了玉石生意，最後又回國內發展，當上了某省新農村建設委員會主任。他一上任就跑來香港找我，叫我給他在香港做聯絡的工作。我自是一口答應。反正公司的事我都不用管，有空就做些商會和文化方面的活動，聯絡這事輕鬆愉快，飲飲食食，談天說地，能做成最好，做不成交個朋友，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話說這個年青人做過某省駐京聯絡員，和清華這家公司過從甚密，由於為人聰明靈活又夠真，深獲王教授喜愛。王教授到某省探訪都會有人通知省裡面，但他不想勞煩人，只喜歡由那年青人開車同行。王教授到某省是為了建設文化科技園和院士村，為退休而給國家做過重大貢獻的科學家辦點事。他們的計劃是在一個風光宜人的地方籌辦文化科技論壇，讓這些院士發揮餘熱餘光。這些事是我最感興趣的有益活動，樂意在香港做個聯絡人，和王教授也就自然成了朋友。

胡錦濤來香港，當然我有機會見到他，我會和大家一樣都是在電視上見到，但是我會有多一分親切感，因為他是我朋友兒子朋友的朋友。同時這個文化科技論壇和院士村，是胡錦濤親自關心並通過科學院和中宣部研究了以後才確定的項目。對於能夠參加實現這個項目，我感到無比榮幸和快樂。胡總來香港為香港回歸15周年而來，也為我支持的梁振英特首主持宣誓儀式，我自是精神上和他們在一起。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於他們為國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

中國共產黨與政治文明

西方的選舉可以收受商家的捐贈，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獲得民眾認可的行為。歷史上中國人為官以"兩袖清風"形容正直、稱職的官員，如果拿了人家大量的金錢，人們就會懷疑其來源的合法性，就會質疑是否以權謀私。中國傳統思維中的好官是百姓的"父母官"，能夠關心人們的基本生活情況，很多時候要為他們作主，而這個觀念在西方則會被認為沒有法制觀念。因此進行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改革，也有必要，但要由中國人自己選擇和決定，逐步邁向政治文明。

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一些理論工作者，認為光有這兩個目標尚不夠全面，應該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90年代未，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就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語言中出現。2001年國家最高領導人開始使用這個概念，2002年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大，由兩個文明，變成三個文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終於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目標。政治文明實則就是民主和法治的結合。

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治國為民的思想，就是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政治文明必須從現有國情出發，積極穩妥地推進中國政治體制的總設計、總規劃，是面向新世紀、面向新的歷史任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己是中國共產黨的行動綱領。中國的政權更迭己進入有序的狀態，自鄧小平廢除終生制後，新一代有抱負的年青人被大量培養，有機會進入各級政府機關，競爭上崗，在社會的大風滾中接受考驗。

中國共產黨人周思來，在建國初期當總理時，被認為是最具政治文明思維的人。他吸納各黨派的能人進入政府服務，任人唯賢，開創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的典範。隨著時間推移，新中國在某個偏激的年代，毀掉了這個優良的傳統，使國家走入了死胡同。近30年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在鄧小平的指引下，在一代又一代領導人和國家政治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國又開始了一個政治文明的新時期。香港對青少年的教育，讓他們關心國家的大事，是建設政治文明的基礎。

習近平昨日接見了曾蔭權和梁振英，支持他們為國出力，對他們在治理香港和為國家出力的心受到反華勢力的攻擊時，給予力撐，證明政治的文明受到污染，就要挺身而出，主持公道。黎智英通過他的反華寫手，務求置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於死地，號召香港人監視他們，讓他們做慬小慎微的人，而不是協助他們一起把香港建設得更美好。這種不文明的政治圖謀，說穿了就是要號召更多不明真相的人7.1上街，去為他們的不文明政治訴求做勢，圖謀不軌。

黎智英以不文明的政治手段，天天在報章上以挑撥離間的言論去蒙騙市民，企圖給社會製造動亂。這種做法除了用心險惡，還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一旦社會給鼓動起來，社會和平的環境將遭破壞，變成中東的亂象。香港的亂象正是這班人夢寐以求的結果，以達阻礙國家發展的目的。這種政治圖謀，絕不是文明政治。文明政治，是謀求社會的穩定，人人以國家社會的福祉為最大的訴求，出力協助國家，給社會帶來繁榮。挑撥離間、製造矛盾，絕不是政治文明的做法。

中國共產黨在建設政治文明，實行多黨合作制，傾聽對國家有益的建議，香港卻有人見共產黨就打，我想這絕不會帶來政治文明。共產黨又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小黨，你打他一拳他忍著，你打他兩拳他也忍著，你打他三拳，他走開了，你就自尋死路去了。國家的發展不是香港反華者帶來的，是全體中國人努力的結果，香港反華者在香港作亂犯上，絕不會有好結果，也不是政治文明的做法。作為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我們應瞭解國家政治文明的定義，教育年青人成長。

吃飽飯是基本人權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的文化中就有關心人家吃飽飯了沒有的問題。中國人見了人，一句最常用的問候語就是”吃了飯沒有？”假如人家說”吃過了”，你就會問，”吃飽了嗎？”可見吃飯從來對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問題，歷史上天災造成的餓屍遍野發生過不少次。中國有13.4億人口，比美國多四倍，卻只有與美國相若的土地。美國人愛說中國人沒有人權，可中國人最關心的卻是做人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吃飽飯沒有。農民是吃飽飯最重要的根本，可城裡人卻最看不起農民。

農民往往與落後、貧窮、無知識相結合，可是中國有些科學家卻偏偏要往農村跑，為的就是解決吃飽飯的基本人權。中國水稻專家袁隆平，生長在城市裡，對農村卻有極大的興趣，重慶解放前夕，他就考入西南農學院農學系。1954年畢業時，不留戀城市，到湖南黔陽農校工作，把水稻育種作為自己主攻方向。他幾十年如一日，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成功地培育出型雜交水稻。這種雜交水稻在全國迅速推廣，到1980年種植面積己達八千多萬畝，畝產都在一千多斤以上。

為了尋找可供雜交的穀種，他經常要背妻棄子到野外工作，有一年兒子剛出生兩天，他就要離別妻兒到雲南去。雖然兩人心中不捨，但妻子也是農業技術員，知道丈夫工作的重要性，理解地支持他的工作。1969年袁隆平調到了湖南省農業科學院搞科研，每年十月中旬都要到雲南和海南島育種，連春節也要在外渡過，因為那裡一年可以重三季農作物，有利加速種籽的繁植。1960年，他發現用性狀優異的穀種第一代雜交才有優勢，第二代就會分離和退化。他按這條思路進行實驗。

水稻雌雄同花，是自受粉植物，雄蕊花葯成熟，授與同蕊中的雌蕊，使其孕出一粒種籽。為獲得水稻雜交種籽，在水稻揚花季節從每中去掉雄蕊，實現異花授粉。要培養大量的的雜交稻種，就要耗費大量人力。他用三步法，一找水稻不育的雄性植株，二找不育系稻種雜交，使其雜交後代也保持雄性不育狀態，三找一個稻種和雄性不育系雜交，使雜交的後代恢復生育能力。經過多年精心試驗和尋找，於1966年寫出了《水稻雄性不孕性》論文，邁出的探索的重要一步。

國家科委知道這個成果後即叫湖南省科委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可惜受66年文革衝擊，工作陷於停頓。幸好第二年獲省委支持給了四百元經費和配備兩名助手，使研究得以繼續。1969年到1977年間，袁隆平抵受極艱難的條件，進行研究工作，頂著烈日的炙烤，地震的威脅，蚊蟲的襲擊，獲得了水稻不育系種籽，給水稻培育成功點燃了希望的火花。育種一次都要經歷一個完整的生長季節，即使在海南的氣候下，一年也只能繁育三次，把失敗的試驗也算在內，不知何年才能成功。

1971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了雜交水稻協作組，全國各地幾百名農業科學工作者對水稻三系進行攻關，廣西、江西、福建等農科院都做出了貢獻，在全國各地推廣，獲得了成功。1977年在柬埔寨試種成功；1979年被引種到菲律賓國際水稻中心；1980年，美國以技術引進方式引種，試種結果比美國良種稻增產百份之一百六十五點和百份之一百八十點三。1981年國務院授予型雜交水稻特等發明狀，袁隆平代表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上台領了獎，他個人也獲得了特等發明狀章。

中國能夠取得人類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個人的努力外，全社會力量的投入，與國家政治體制的組織能力也有關。解決社會問題，和人類面對的挑戰，絕不能單打獨鬥，必須全社會的頂力合作。中華民族要崛起，單靠個人能力有限，雖然個人必須出力，大家頂力支持也很必要。一黨領導多黨合作, 正是中國能夠發展快的原因。解決吃飯問題是這樣，上太空是這樣，深入7000米海洋也是這樣。要改善中國人更多的權利，更是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都要在各個領域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