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負重 方成大業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因此一個人做到動心忍性，把所有的屈辱包含殆盡，歷盡艱苦和韜光養晦的磨煉，藏鋒露拙，自能讓自己最後突圍而出。托爾斯泰說，”大多數人都想改造世界，極少有人想改造自己。”韜光養晦，藏鋒露拙，動心忍性，就是改造自己的時機。有時我們要感謝反對你的人，中國就因為西方的施壓而強大起來，梁振英因要他落台的人而變得更堅強。

梁振英在反對派莫名其妙的打壓下，他不管自己對不對，先嚴於律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令人看了都有些感動。反華勢力為了反新政府，阻撓政府組織架構的改組，新特首一上任就叫人落台，極盡侮辱之能事。新行政會議召集人剛上任就要人辭職，新局長一上台，就把20多年前的問題挖出來說事，導致局長不足12天就辭職。反對派要癱瘓香港之心昭然若揭。反華勢力利用媒體製造輿論的能力強大，在真真假假的傳言中把人打垮，人言可畏的威力在此可見一斑。

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梁振英忍辱負重，藏鋒露拙，做他自己應該做的事，實現他的承諾，照顧為香港做過貢獻而年老於困境的長者。他這樣的表述，正代表了香港所有人心中的想法。他的話就是香港人的心聲，也就是作為領袖應該說的話。他不把自己視為領袖，任人凌辱，任人以難聽的話說他落區是討好市民，是為了拉高自己的民望。對於不實的責難，他毫不介懷，堅持走到群眾中去，傾聽人民的呼聲。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民望和支持率在事實面前大幅在上升。

反對派把國民教育叫做洗腦，把反對共產黨叫做民主，把國內一些不守法的人被法律制裁說成是受迫害，把國內不公道的事和行為說成是共產黨的所為，這都是欠缺了說服力的語言。民主黨的克林頓和萊溫斯基小姐有一手，並不代表這是民主黨的政策，這只是他個人行為，他自己要為此負責。共產黨有人貪污，這個人自己就要為其惡行受罰。我和你都信耶穌，我不能因為你犯了罪而要和你一起下地獄。反對派邏輯混亂，就因為要聯合西方把國家打殘，以實現自己的野心。

香港政府對搗亂者不出手，非不能，而在於給人機會去自我覺醒。以弱示人，為的要以智取勝。政府相信無為而治方成大事，厚積之後方能薄發。這其實都是中華民族的智慧，也就是選擇低調，委曲求全的思想。教育年青一代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有何不可，怎可以說成是被洗腦，只有那些仇恨自己的國家，毫無民族感情的人，才需要我們把他們滿腦子的害人思維洗掉。讓年青人知道中華民族在民主的道路上走了一百年，獨裁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己沒有市場是教育者的責任。

一個政權有人民代表，有政治協商，有多黨合作，這個政權能怎麼獨裁？黃毓民比梁振英還惡？梁家傑比他黨友更會糊弄人，把老太婆變傻婆，浪費政府幾十億公帑，還說不關他的事。這種政黨才叫害人精。梁家傑指控國民教育為洗腦，教師們只能低調，負起責任告訴年青人，作為中國人應該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為中華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即可。作為老師何必去與政客作無謂的辯論？藏鋒露拙，把時間用於磨厲自己的心智，教育年青人為國家民族的興旺而奮鬥。

梁振英當特首就因為他有一顆愛國之心，看到香港的問題，要辦好教育，要弘揚民族文化，讓年青一代能為國家振興而出力。他要照顧弱勢社群，他也要為年青一代的未來而籌謀。發展科技，發展文化產業，善用資本市場，都是他要施展的抱負，為香港未來而策劃。他要和國家的大發展掛上勾，正是要為香港的年青人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對於要阻礙他的勢力，其目的險惡，不能浪費時間去爭辯。作為老師和領袖，不應誤人子弟，應忍辱負重，做對香港培養下一代有益的事。

中華兒女多奇志

丁肇中山東日照人，出生於美國，兩個月大回國。父母為青梅竹馬的小情人，同年往美國留學，碩士畢業後結為夫婦。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留學日本尋求強國之路的一代，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以後，加入同盟會，跟隨他革命。丁肇中回國後第二年為1937年，爆發了"七七事變"，日本大舉入侵，跟著父母四處逃難。抗戰勝利後，九歲的他入讀青島小學。1949年他一家去了台灣，入學那天校長高掛的橫幅讓他印象深刻，上面寫著"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這句話讓他日後在屢屢受挫的情況下，不屈不撓，登上了科學頂峰，於1976年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丁肇中高中畢業後考入了台灣成功大學，但對於未能考取台大或清華而感到失落。他在成功大學讀機械工程系，他喜歡的卻是物理學，不過他的成績都在90分以上。大一時，他父親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布朗教授訪台，知道他喜歡物理學，就助他獲取密歇根大學物理系學位，讓他過起了留學生涯。他起早摸黑，勸奮向學，是出了名的宿舍燈關得最晚和上課問題最多的學生。

丁肇中用三年時間讀完了四年課程，1959年他拿到了數學和物理學雙學位畢業。在優秀生的聚會中他遇到了溫文爾雅，身材修長，充滿青春氣息的美國姑娘路易絲.凱蒂，他們一見鍾情，第二年就和這個優秀的建築系女學生結了婚。婚後他繼續學業，拿到了碩士學位，再兩年就成了博士，用六年時間完成了人家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學業。一年他準備放假和妻子去旅行，蒲爾教授卻模上門，邀請他到加州做研究。他說服了夫妻倆到風光美麗的加州邊工作邊遊玩，還寫出了四篇論文。

這次加州特殊的假期，改變了他的命運，讓他從理論物理學領域轉向實驗物理學。由於他的勤奮和天份，獲得蒲爾教授的賞識，轉了研究方向。1962年，他博士畢業後，去哥倫比亞大學尼文斯實驗室應聘研究助理，主考官就是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教授，獲得他和吳健雄教授的指點，才華與日俱增。一次在實驗中發現示波器顯示了一道異常的峰值曲線，經過數天不斷的探索，發現了重氫離子。此後他周遊列國，廣交朋友，最後到了意大利跟從柯尼斯教授在西歐核子研究中心工作。

1965年春，他與西歐核子研究中心合約到期，回歌倫比亞大學任教，又參加了李昂教授的實驗小組，發現了"抗氫同位素"。這年英國著名學府劍橋出現了和量子電動力學相悖的實驗結果，美國康奈爾、麻省理工都得到了同樣的結論，丁肇中反複查找資料，做好實驗計劃，要求李昂教授讓他去做。李昂教授沒有答應，因為這個實驗估計約需四年時間及大量經費。丁肇中這時與他在意大利工作時認識的德國朋友聯絡，獲他支持，半年內在漢堡證實了那些著名學府的實驗結果是錯誤的。

從此丁肇中聲名大噪，各家名大學都找他擔任要職。最後他選擇了麻省理工，領導一個實驗室，探索和尋找新基本粒子。要發現新的粒子談何容易，一年沒有結果，換來的是閒言閒語和巨額金錢的耗費。他頂住壓力，夜以繼日經過八年的奮鬥，於1974年發現了J粒子。這項工作等於在100億雨滴中去找尋一滴帶色的雨滴。20世紀90年代開始，他帶領包括中國在內的19國600位科學家參加的宇宙探測器AMS計劃，於1998年把重3噸的儀器由”發現號”宇宙飛船送入太空。

丁肇中可以在西方工作，可以是美籍華人，可以是眾多西方科學家的朋友，可以是美國人的女婿，但他的工作沒有國界，為中華民族給人類的科學事業做出了貢獻。這是中華民族子孫給人類做出的好表率。中華民族絕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民族，我們的子孫遍佈五大洲，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世界華人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會給當地做出貢獻。中國也因世界華人的貢獻而發展得更強大。

以忍耐戰勝磨難

香港政壇情況複雜，很多政治上天真的人給人當槍使。在背後指揮的勢力，對於能鼓動國家民族觀念淡薄的人遏制香港發展，感到得意。他們在特殊組織的子彈供應下，借香港某些媒體攻擊新政府，圖謀籍此把新政府打殘。這些特殊組織，其實就是胡主席所說的外國勢力的作為。這股勢力裡應外合，其目的就是不讓香港政府能有效率地服務市民，能高效地建設香港，給國家的12.5計劃成功實施製造阻力。中國在世界成功崛起，對西方大國霸權是一種威脅，是一個阻力。

從董建華時代到曾蔭權管治，只要做一些對香港和國家有利的事，就無一幸免地受到攻擊。香港反華勢力，從來不做好事，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拖香港後腿。對於有利香港和國家的政治佈局或政策，他們就發動反動文人，使盡惡毒的語言，挑撥市民反政府。梁振英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上台，其有心為香港弱勢社群服務的計劃受到了極大的阻力。反華勢力企圖毀滅他的管治威信，一開始就要他下台，要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辭職，要把政府司局級人物趕盡殺絕。

這種來勢的格局，給新一屆政府施政造成很大衝擊。政府每天都要去應付這些事，那裡還有精力去把香港緊迫的問題處理好。有關麥齊光的事，曾做過港英年代的公務員對我說，他們的上司以前都是教他們那樣去領房屋津貼的。從常識來說，一個人不管你是否有房產，只要租房屋住就可領房津，誰不會這樣去做。香港有那一個外國企業的高管不是用類似方式領取房屋津貼買樓。有資深傳媒人對我說，擊倒麥齊光的資料絕不是一般記者能拿到的，背後有特殊勢力在使勁。

麥齊光在公務上是一個有能力的公務員，推舉他的人其實是他以前的上司。他看到自己可以為香港施展抱負為市民服務，也就樂意地加入梁振英團隊。沒想到加入不到兩星期，就給人開刀，感到意興盡失而辭職。從這事件可以看到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放肆和猖狂。麥齊光事件是港英年代發生的事，到現在升任特區司長才拿出來說事，就說明誰不聽話要為特區服務，誰就要給打死。曾蔭權和林瑞麟都是一些例子。曾蔭權和富豪聚會的照片，其實都是特殊組織的一些人員所拍。

梁振英政府現在一定要沉得住氣，”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把香港的事辦好，做自己計劃中的事。雖然前途艱難，努力拼搏，一定會獲得社會的認同。畢竟香港還有一大批理智的人，認同他的理念，願意和他一起奮鬥，一定可以走出香港的路。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只要堅持忍耐、堅韌不拔，必能戰勝磨難。古人說:”不經寒徹骨，哪得梅花香。”看來梁振英也必須在忍耐中迎接政途中的風風雨雨。我的女婿對我說，人家還沒有開始就要人家下台，實在沒有道理。

我的女婿代表了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他們留學海外，由於喜歡香港，畢業後即回香港工作。他在美國留學回來的一班同學，分佈在各行各業，有的也參與社會福利事業，對梁振英的政治理念和為弱勢社群服務之心非常認同。任何正常的香港人沒有不贊成為香港做實事的，梁振英的理念，就代表了很大一部份香港留學海外回港工作學生的想法。我女兒為梁振英選舉做義工，就代表了這部份年青人的理想。他們沒有很強的政治理念，但他們都有一顆為香港的心。

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像香港這樣複雜的社會，政治上更不會有坦途，梁振英團隊一定要頂住風浪，把穩香港的舵，讓香港頂風戰浪，駛向寧靜的港灣。逆境中蘊藏著極大的機會，改變香港被外敵控制的危機，就在這種磨難之中。只要香港的正能量迎接挑戰，新一代必能為香港的未來找到一條全新的道路。香港不是孤兒，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磨難過後必有坐下來喝啤酒的日子。梁振英團隊要寵辱不驚，挫折磨難等閒視之，香港必能有美好的明天。

國家在文化安全上有什麼對策

對於鋪天蓋地而來的文化侵略，中國有什麼對策呢？這是香港同胞最關心的事。全球一體化，經濟先行，伴隨而來就是文化影響。韓國學者白樂冲指出，"世界文學和民族文學都因資本主義全球化而零落殆盡。"日本學者說，"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質化與一體化的過程。"弗朗西施.福山說，"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文化在全球規模上的普及。"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指出，美國大眾文化對年青人有一種吸引力，而互聯網使它能無限量地流動。

這正說明西方為了推行自己的強勢文化，以科技優勢和對信息技術的壟斷，致力於將非西方文化視為異端并進行無情的打壓，為實現其國家利益利的手段。這種新型殖民文化的入侵，使一些國家作為民族標誌的文化符號失去活力，民族身份認同處於失語狀態。弱小民族本土文化受到壓抑，己處於被吞噬的危險境地。國與國之間不是互動，而是單向融合，其結果就必然引發民族文化的安全危機。作為現代社會沒有對策，必然像中東和東歐一樣遭到被瓦解的命運。

中國己深深意識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其凝聚中華民族的力量非同一般。民族精神，才是國家賴以發展的動力，國家在發展文化方面正不遺餘力，發動全國人民打一次全民的文化戰，以發展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產業，把祖宗留下來的寶貴遺產，用於現代的文化戰之中。梁振英無疑看到了國家的這個佈局，以他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香港的機遇。香港良好的現代影視產業基礎和資本市場的結合，可以給香港帶來巨大的商機，也可給新一代文化人帶來創作的環境。

香港文化局的設立正可利用這個大格局發展文化產業，也同時可以為國家文化安全的網絡建功立業。香港的反對派在外國的主子指使下，組織力量要打散梁振英的文化團隊，就基於看到文化局對國家文化安全會起這個作用。在國家力量中，軟力量和硬力量是相輔相成的。對於文化產業的開發和市場爭奪，也就成為當今世界文化發展變化和軟力量競爭的重要內容和領域。文化產業作為文化國力形態，具有特殊的國家文化安全意義，讓國家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勝出。

21世紀後，人類普遍的社會存在，大眾傳媒己是生活的方式，無論廣播、電視、電影、報紙、光盤和因特網等，構成了人們生活方式的現代性，也主導著全球文化爭奪的重要內容。數字化、信息化的是世界經歷的一場深刻革命，文化產業發展的現代化程度，成為衡量大國文化地位和國際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標誌。香港完全可以在這方面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在創意產業的發展上可以成為中國的其中一個文化創意中心，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播做出實質意義的工作。

美國和西方控制了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軟力量資源，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話語權，說你有就有，說你無就無，對中國國際形象實行"妖魔化"，打壓中國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進而消解中國國家潛力的增長，實現永久稱霸世界的目的。中國當然要發展這方面的軟力量，在發展中豐富中國對這些內容的理解，建立起中國在現代國際較量中足夠的軟力量平台。國家制度建設、民族精神重鑄、新的社會倫理培養和國家信仰體系的確立，去主導中國和平崛起的力量。

從文化安全角度來說，國家己有一套對策，全國文化工作者己整裝待發，打一場國家文化安全戰。如果我們不是文化工作者，只要看看香港蘋果報上說什麼，做什麼，我們就知道什麼叫文化戰。香港某些人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要把香港愛國者的手腳綁住，讓他們動彈不得，他們說國民教育是洗腦、批評反對派就是妨礙新聞自由、反拉布就是沒有民主，這種現象己到了不正常的狀態。香港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應響應國家號召，加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保衛文化安全。

香港政爭與文化安全

胡錦濤來港，一語道破香港的政爭有外國勢力插手其中。西藏、新疆動亂，6.4事件等，都是有外國勢力參與的動亂，也是中國內部思想變遷引發的內鬥。政治的爭奪戰，其實就是文化的認同、認知和感受的文化滲透。文化這東西必定要有人去宣揚，東西方文明各有優劣，作為文化人，必須擇優採用，吸納人類優秀的文明為我所用。兼收并蓄、相互融合，是文化發展的態勢。東西文化的交流應堅持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以我為主，博採精華，主動融合，與時俱進。

中國在一百多年裡己把民主、自由、人權等理念逐步融入政治生活之中，構築國家的文化安全體系，在觀念上實行轉變，借鑒和融合世界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創新能力。由於中國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相對於西方，中國文化發展處於低水平。西方鋪天蓋地的文化入侵，借先進的技術手段和雄厚的經濟實力，通過衛星、互聯網、電影、廣播、音像製品、電視、報刋、出版物等傳播手段，輕而易舉地實現文化滲透和侵略，扭曲別國文化和歷史。

香港就最集中地看到這種情況。文化安全的核心就是意識形態的安全。無論國家利益的具體內涵有多大變化，意識形態不可避免成其重要組成部份。這裡是"看不見的戰線"，波濤汹湧，聚焦在我們的視野裡。西方千方百計實施滲透，影響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危害著中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聯合國十多次以人權來攻擊中國，像香港有些人那樣以一己的文化取向剪裁多元文化現實，單方面以自己的好惡強加於人，不斷以內鬥的吶喊和作為，以弱化香港向上的力量。

中華民族具有團結統一、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的歷化文化傳統，有悠久的文明史，有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思想寶庫，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規範和價值觀念。對中國優秀文化的傳統繼承、保護、傳播己成人類共同的主題。中華民族要在世界崛起、復興，保護和繼承優秀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證。因此反文化霸權，讓祖宗傳下來的筷子繼續用下去，以面對中華文化被消滅的挑戰。

面對西方在香港強大的文化攻勢，天天在香港挑撥離間，說中國壞話，把中國落後的現象都說成是他們政治對手的作為，以圖引發暴亂、內鬥，還把這種行為冠以"和平"手段兩字。結果在他們的鼓動下，卻有人因此送了性命，因此而拿起武器和國家機器對抗，因此而內鬥不止，紛爭不息。這種行為是民主、是自由、是人權的目的嗎？這種以文化侵略的方式，向別國輸入革命，都是現代遭人唾駡的方法。共產黨30年前己放棄了這種方法，可西方卻仍樂此不疲。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工程。國家首先要有一個健康，向上符合時代精神的體制，不斷自我完善，還要建立預警系統與安全機制，樹立科學的文化安全觀和增強文化安全意識。像香港現在這樣不設防的文化政策，任人惡意侵犯，以新聞自由為籍口，行中傷誹謗國家之實，這種政策對教育年青一代為害之深，引人深思。有小學師對學生說，6.4事件就是解放軍用坦克去碾死兩千個學生的事件。以這種胡言亂語教學生，如何可以教出有愛國心的一代。

香港有一班在西方文化侵蝕下變得失去民族自尊的人群，不去讓學生認識內鬥對國家和民族的害處，卻相反去教唆和引導學生去搞內鬥，對於入世未深的年青人其危害之大，香港有識之士深感夏慮。不教育學生愛國家、建設家園，社會那來的積極向上的力量。香港所謂反對派，實質己成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以不切實際的思維來影響年青一代正常的成長。為了桿衛香港文化安全，扎根香港，主動出擊，以攻為守，搶佔先機才能奪回中華民族文化和輿論陣地。

也談信任危機

中國由一個樸素、貧窮的國家，開始邁向富裕。中國從落後、外敵不斷入侵，到內鬥不止，進而奮發圖強，國家充滿了各種挑戰和機遇。中國始終有兩股勢力在搏鬥，一股要為全民族的發展奮發有為，一股為個人私利，不顧國家生死。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奮起滿懷信心，我們對其中腐敗的現象，也心存憂慮。

我們對那些為國家不斷創造，默默奉獻的仁人志士而心存感激，我們對侵蝕國家利益，不識大局而阻礙國家崛起的蛀蟲和敗類而深惡痛絕。我們是為愛國者唱讚歌的人，我們是鞭撻蛀蟲和敗類的鞭子。國家積極向上的力量是主要的，消極的反作用力也很頑強，但是次要的。只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消除惡腐勢力，讓中國在真正意義上強大起來。在發展中滋生出來的社會腐敗現象，己在腐蝕共和國的機體，讓部份國民對掌控這部份人失去信心，從而產生信任危機。

無論怎樣，我們都不能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失去信心，我們應該相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力量克服困難，在志士仁人的奮鬥下，中國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我們不要給別有用心的人唆擺，因國家之中有壞人而讓自己也變成壞人，更不能由他們挑撥而做出對國家和民族不利的事。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不能教學生去憎恨自己的國家，更不能教他們去搞內鬥。讓學生有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有包容心，有合作精神，才能使學生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中國像全世界一樣都有缺點，在社會轉型中，中國更出現了誠信危機。學歷造假、奶粉造假、名牌造假、食品造假，危害人民的健康，也使人民對社會失去信心。商人經營，不遵守誠信原則；政府有些官員，貪賍枉法，辜負人民的信任，讓政府誠信受到質疑。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執法不公、違法不究、為政不廉、權力尋租、假公濟私、貪污腐化，嚴重損害了國家領導幹部的形象，損害了社會對政權機構的信任。這是中國目前面對的一些情況，有待解決。

中國可愛之處在於有問題，就有人積極想辦法解決，無論前途如何艱難，他們都不會失去信心，由自己做起，以耐心和愛心來改變自己國家的面貌。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發展不斷完善，政府和經濟界也越來越重視誠信問題。誠信其實就是生產力和競爭力。國家己把信用建設和誠信環境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高度。誠信的社會不會從天而降，更不會是香港有些人那樣，把誠信問題推給共產黨就能解決的。如果是這樣，問題就簡單了，可現實永造不會是這麼輕而易舉。

首先全社會要加強誠信的宣傳和教育，但一談到宣傳和教育，香港有些人就會說洗腦。可是洗腦有什麼不好呢？把錯誤的思維洗掉，換上正確的觀念，把腦洗一下也無妨。建立信用制度，形成健康的經濟秩序，強化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觀念，教育人追求誠信，提高公民素質。誠信由政府開始，信息公開、透明，在有監督的情況下運作，聲譽自會提升。政府一諾千金，言而有信，不朝令夕改，對官員建立考評機制，對誠信作為一種道德要求，誠信就能建立起來。

國家己加強立法力度，嚴格依法辦事，加大執法力度，以法律作為有力武器是維護市場誠信原則的手段。加強社會輿論監督，建立健全的全企業自身的監督約束機制，使任何不守信的行為都受到多重制約。誠信的建立不是容易之事，只有全社會都有這個認識，大家都重視，以權謀私，以害人來利己的行為就可獲得抑滯。信用是社會的靈魂，大家都去珍視，誠信危機即可過去，國家將走向人人安居樂業，生活安心又愉快。互相信任的日子就會重現在大家面前。

李柱銘是中國人嗎？

李柱銘出名挾洋自重，有事無事跑到西方與反華者商量如何對付回歸後的香港政府。他抗拒回歸，對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城市感到無奈和痛苦。他通過記者問香港人，”香港如果變一個中國城市，係咪想你仔女或孫咁城市下長大而活下去？"他身為香港大律師，問這樣的問題，令人感到他語無倫次，思維大亂。香港現在不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嗎？在他的心中，中國收回香港，洗擦百年恥辱是他的最大痛苦。他以這種心態在香港生活，難怪他要煽動香港人起來反國家。

其次，他反共，無視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憲法賦予共產黨管治國家的權力。中國的政體是人民民主，多黨合作制，是世界幾十種政體中的一種，也是為13.4億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的政體。中國收回香港，他認為是”黨人治港”，他在這方面可說是對的，可他說”依家呢個共產黨真接手了，香港人不應坐而待斃。”他認為香港人己成奴隸，反問記者，”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應怎麼辦？”可是，共產黨叫香港人要學會做主人，還給香港人送大禮，奴隸是這樣做的嗎？

他疑神疑鬼的說，政府各部門的職位充斥著地下黨員。他把有民族尊嚴的官員全部看成是地下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其實都在地上，香港很多機構都有共產黨員，也有香港各種黨派人士。政黨有什麼可怕，只要能為香港做事，什麼黨員都沒有問題。只有心懷不詭，想偷想搶的人，才怕這個黨，那個黨。中國共產黨什麼時候怕過香港的”公民黨”或”民主黨”？他們不但不怕，還盡量想辦法團結他們一起為香港發展出力。只是民主黨中有李柱銘這種缺了包容精神的人，有什麼辦法？

梁振英上場當特首，人家希望香港能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說人家是”共產黨一隻卒仔、傀儡”。李柱銘自高身價，他說，”依家我同共產黨交手”他陷深深的痛苦之中，感嘆道，”香港走了頭15年，兩制己逐漸失守，”港人治港”己變成”黨人治港”。他號召香港人若不願做”奴隸”，就要上街發聲。結果有些人給鼓動起來，上街遊行。但我們發現，不論上街前還是上街後，香港人還是一樣，之前不是奴隸，之後也不是奴隸，只覺李柱銘在糊弄老百姓，或受他思覺失調影響。

李柱銘精神恍怫，害怕梁振英要在三年後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他怕23條立法後，自己就成一個叛國者；他怕梁振英要實行國民教育，說他”行洗腦教育”，讓他欺騙學生的詭計再也不能得逞。他還說當年鄧小平說過，”一國兩制若五十年不夠，再多俾五十年”。可是香港只回歸十五年，中國內地己追上香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感到非常失落，非常無奈。他說鄧小平原來想”讓香港做火車頭，帶住中國上”，現在卻給”落”，他一點都不知不進則退的道理，賴人家拉你下來。

正好相反，國家希望香港能有所作為，能更好地發展，對中華民族在世界崛起做出貢獻，他就偏偏還在思覺失調，要把香港某些不明真相的年青人也蒙在鼓裡，讓他們也思覺失調。李柱銘這一班人己無可救藥，病入膏盲，反國家和反共產黨反到失去理性。按他們這種思維，他們就希望香港能培養出聯合外國勢力，反對國家另起爐灶的一代，也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反華和反共的基地。他口說只是希望香港人都走出來反對，向中國說不，其實他就是不甘心香港給國家收回。

他要民主是假，要反華反共才是他內心深處的渴求。這種心態對香港一點都沒有用，對教育年青一代更是一種可怕的自我毀滅。一個人沒有了民族自尊和自信，香港還能指望什麼？如果我們把年青一代交給李柱銘去洗腦，香港年青一代不變成民族白癡才是怪事。李還是中國人嗎？